對中國發展路徑只是有限認同

　　福山對中國模式有過正面評價，但是要讓他來認同中國模式會很難，除非他徹底否定掉自己的學說。對一個學者來說，這往往很難很痛苦，無異于學術自殺，何況他依附在美國的學術體制下。　　

　　張振江：福山的研究之所以突出“政治衰敗”，有一個現世的背景，那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而當前世界秩序變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的崛起。像任何一位從事政治研究的學者一樣，福山不可能不關注中國以及中國崛起的現象。據我所進行的簡單的電子查詢，他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提及中國500余次（“China”331次+“Chinese”170次），相比之下，日本300余次和俄羅斯230余次。全書專門用兩章（第24、25章）分析中國，再加上東亞的章節，中國大概是書中除美國之外談論最多的國家。

　　不能說福山“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但他的確對過去幾十年中國政府所取得的成績贊賞有加。他明確寫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當代中國政府在“經濟增長、降低貧困、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等方面“做得極好”。然而，像他擔憂美國一樣，他也擔憂中國穩定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由此，他提出了當代中國依然面臨歷史中國的“壞皇帝”難題：缺乏足夠的“好皇帝”甚至是必然出現的“壞皇帝”，終將是中斷中國社會和政治穩定與持久的最大“憂患”。他所開出的“藥方”還是他一貫呼吁的法治和民主，認為它們才是能夠徹底解決“壞皇帝”難題的“法寶”。

　　蘇長和：福山對中國模式有過正面評價，但是要讓他來認同中國模式會很難，除非他徹底否定掉自己的學說。對一個學者來說，這往往很難很痛苦，無異于學術自殺，何況他依附在美國的學術體制下。另外，福山提出美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有勇氣的，反映了一部分美國學者的心聲。美國要想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政治體制需要改革，一個重點是如何完善內部制度，從制度上限制、弱化軍工復合體對政治的干預，減少對外用兵和黷武主義。

　　實際上，即使西方世界內部，也存在不同的發展路徑，例如英美模式和德國模式就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中國不能采取英美模式，如果那樣的話，對世界將是一個災難。為什么？因為英國曾經有自己龐大的殖民地，美國在海外建立無數個軍事基地，20世紀不知道對外打了多少場戰爭，而中國模式在外交上的一個特點就是在以內部消化壓力以及與外部世界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實現和平發展。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給世界的一個承諾，同時也是一種責任。

　　當前國際關系正在出現具有新的世界歷史轉折特點的變化，歷史遠沒有終結，新的世界歷史卻正在徐徐展開。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70周年，主要國家或者東西南北國家對世界秩序和國際秩序的關注，本身就說明了歷史在進入一個選擇和發展的關口。我們不要忽視世界范圍的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力量，世界政區的變化以及更多新興力量加入到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中，自然會推動歷史向更壯觀的方向發展。

　　謝韜：現在國際社會對世界秩序如此關心，中國崛起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從1840年開始，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當前，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區域大國，這就給西方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面對一個強大的、在政治制度上又和西方國家有著根本不同的中國？

　　對世界秩序的討論，繞不過亨廷頓和福山，前者提出了“文明的沖突”，后者提出了“歷史的終結”，他們從不同角度預測了后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然而，他們在對后冷戰世界秩序做預測的時候，中國的崛起剛剛開始。因此他們并沒有討論中國在后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不過，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已經讓任何關于世界秩序的討論不可能沒有中國。

　　人類自由和解放才是歷史的最高目標

　　對包括福山在內的很多西方學者而言，現實中的中國崛起是一種學理上的挑戰，更是對遲遲沒有實現的“歷史的終結”預言的一種挑戰。　　

　　張振江：對包括福山在內的很多西方學者而言，現實中的中國崛起是一種學理上的挑戰，更是對遲遲沒有實現的“歷史的終結”預言的一種挑戰。20世紀80年代，面臨日本的崛起，美國學者們紛紛研討大國之興衰的“規律”，有人認為那是一種任何強國都無法逃脫的“歷史輪回”，甚至有人為美國的持續稱王稱霸出謀劃策。

　　福山的研究更像后者。盡管他依然信奉自由民主是歷史的“至高點”，但信心顯然不如25年前那么直接敞亮，似乎對美國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崛起國家的競爭表露了擔憂，所以他的研究議題中很重要的是國家能力、國家建構、民族建構、對外關系，等等。但是，不像其他學者會把矛頭指向“競爭者”中國，福山選擇了回頭內省、反思美國自身的做法，而且也似乎發現了問題，那就是美國出現了“政治衰敗”。福山相信，只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他原先“歷史的終結”的景象依然是會實現的。

　　張盾：福山顯然低估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面臨的種種內在困難，更低估了歷史發展的復雜性。仔細品讀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不難發現福山這本慶賀西方自由民主最后“勝利”的書，其根本氣質其實是相當灰暗和憂郁的，表現在：福山崇拜黑格爾描述的中古時代“為了取得別人的承認而不惜進行生死斗爭”的貴族精神，認為在那里顯現了人性的真正高貴和自由的本質，但他看到歷史已經無情地淘汰了這些過去時代的事物，根本無法留住那些逝去的激情。在這種語境中，福山根本無法用黑格爾理論來為自由民主社會辯護，反而以強有力的筆法論證了現代性就是用欲望加理性取代激情、用平等意識徹底戰勝優越意識、把貴族改造成資產者的一項社會改造工程。

　　“歷史的終結”這個從基督教歷史神學，延伸到現代政治哲學和歷史科學的重大問題，必然在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學說中引發回響。西方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歷史理論的核心就是把歷史理解為一個社會經濟過程，并日益激化為一場世界革命，最終的結局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和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這非常類似于基督教“末世論”福音信仰的思想結構：資本主義的世界危機就是“最后的審判”，共產主義是獲得救贖的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塵世天國”。我認為這一觀點有一定的啟示性，提示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歷史學說的深刻復雜內涵，其中既包含對現實歷史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分析，又包含著對某種最高理想的信仰和堅持。

　　我們熟知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歷史是一個有規律的客觀過程，對歷史的研究應該成為一門“科學”。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所謂“歷史的終結”問題與馬克思有不可取消的本質關聯，這個本質就在于它牽涉到歷史的最高目標，即人類的自由和解放的實現。福山站在其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上，直接指認當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點”；馬克思則借助黑格爾辯證法，把資本主義現行體制的現實當作歷史的暫時階段和否定與批判的對象，對它的否定指引著一個更高的目的。福山對“歷史的終結”的歡呼，希望“喻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終結”；但是，按照福山為這個問題限定的思想史框架，回溯所有思想者的觀點，就會發現，正是馬克思更好地詮釋了所謂“歷史的終結”的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