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腐”是政治生態的最高層次,是心理廉潔和行為廉潔的高度一致

　　馬:嚴懲腐敗官員相當于拔除政治生態里的“壞苗”,重構政治生態則相當于“翻新土壤”,讓其長不出壞苗,能不能這樣理解?

　　杜:這個比喻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壞的官員不光是壞苗,而且是毒苗,它能夠毒害其他的苗,而且還能毒害土壤。所以并不是把壞苗拔掉了,這塊地就干凈了。壞苗的毒性很大,它已經把這塊地給污染了。所以拔掉壞苗只是做了一個外科手術,根除腐敗還是要靠提高免疫力,提高我們政府系統的免疫力。

　　這就需要一方面堅決拔除壞苗,嚴懲腐敗,讓好苗也有生長的地方,讓好的官員能夠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系統的司法改革,讓官員、民眾和社會都認識到法律的權威,讓人人都敬畏法律,形成一種法治的環境,這是形成一種遵守制度的氛圍的前提條件。因為法律就是最高的制度,只有大家都尊重法律了,其他的選人用人等制度,才有可能得到真正遵循。第三個,就是要建立科學的廉政制度,樹立制度的權威性,讓人人都遵守制度、遵守規矩。如此才能實現政治生態土壤的徹底翻新。

　　馬:關于反腐敗,有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和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的說法,它們和重構政治生態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杜:懲治腐敗分子、減少腐敗存量,是瞄準“不敢腐”的目標,讓你不敢動,從而為建立制度、遏制腐敗增量和實現不能腐、不想腐鋪平道路。反腐敗和重構政治生態則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反腐敗是重構政治生態、實現政治生態良性化的一個步驟、基礎和條件,同樣,重構政治生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推進反腐敗工作。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治生態的優劣程度,可以從低到高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不敢腐,腐敗存量逐漸減少,官員心中對腐敗有畏懼感,不敢腐敗。第二層次是不能腐,腐敗增量得到控制,官員的貪腐沖動受到制度的強力約束,這是一種心理不廉潔和行為廉潔并存的狀態,就是說心里還有腐敗的想法,但在事實上實現不了了。在這種狀態下,官員保持廉潔是不得已,并非心甘情愿,是被動的廉潔。第三層次是不想腐,這是政治生態的最高層次,是心理廉潔和行為廉潔的高度一致。我把它稱為主動的廉潔。

　　要關注老百姓對反腐敗的獲得感。“春江水暖鴨先知”,政治生態是否變好,老百姓先知

　　馬:您曾提出,將“一把手”權力關進籠子是凈化政治生態的關鍵。為什么限制規范“一把手”的權力,在重構政治生態的過程中如此重要?

　　杜:很多時候,一個地方的政治生態惡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把手”的權力失控。所以在重構政治生態的過程中,一定要把“一把手”的權力約束好。“一把手”的權力是否受到約束,“一把手”的行為是否規范廉潔,直接影響到本地區、本部門所有公職人員的行為。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這個意思。

　　另一方面,“一把手”的權力帶頭受到規范,也會為“一把手”搞好本地區、本部門的廉政建設,提供足夠的政治底氣。換句話說,如果“一把手”自己的權力都不受約束、都大搞腐敗,那還怎么要求下屬廉潔從政,政治生態又怎么會好?所以說,廉政建設一定要自上而下地做,我們要對廉政領導力有足夠的重視。上面的人如果隨心所欲地濫用公共權力,就會造成非常壞的示范效應；而如果“一把手”能夠保持廉潔,能夠做到秉公用權的話,就必然會帶來良好的示范效應。

　　馬:一些人認為,政治生態里的不良現象,如圈子文化、關系網、潛規則等,與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包括我們的很多歷史文化傳統,都是分不開的。

　　杜:現在很多人都把腐敗現象歸結于我們的文化,認為儒家文化人情因素太盛,我們的歷史傳統文化不好。但我認為,政治生態好不好,與歷史文化傳統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同樣有很多優秀的元素,比如“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孝道、誠信、愛民,這些都是很好的文化傳統,為什么沒能成為腐敗官員學習的良好元素?反而腐敗卻成了傳統文化所導致的?國際反腐倡廉的實踐也給我們以思考和啟發:例如韓國、日本、新加坡,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都屬儒家文化圈,照理說也都有所謂關系文化、圈子文化,都受“不良歷史文化”的影響,但他們已是世界上較為廉潔甚至是非常廉潔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廉潔程度比中國大陸要高得多,這是為什么?所以說,跟環境決定論一樣,歷史文化傳統也只是一些人為自己腐敗找的借口而已。

　　馬:重構政治生態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風清氣正、“山清水秀”的良好政治環境,在這一過程中,很多舊的做法、行為習慣要改變,要邁入新的常態,這也就是現在很多人所說的“政治新常態”。

　　杜:我覺得政治新常態至少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涵。第一個就是良幣驅逐劣幣。這是政治新常態的基本規律。要在官場上樹立公平競爭,能者上、庸者下,廉者上、貪者下,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不能讓老實人吃虧。

　　第二,廉潔戰勝腐敗。這是政治新常態的前提條件。腐敗是政治新常態的天敵,是政治新常態的最大威脅,我們必須而且只能通過高壓懲腐和全面防腐,來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良性的政治生態。

　　第三,勤政代替懶政。這是政治新常態的民意基礎。新的政治生態能否變成常態,離不開民意支持。而民意支持主要取決于民生福祉,取決于政府為老百姓做了多少實事,取決于老百姓獲得了多少實惠。當前在嚴峻的反腐形勢下,一些領導干部開始采取“求穩”策略:“不收錢,也不辦事”,“不花錢,也不調研”,以“不做事”保“不出事”。這是典型的以反腐為借口的懶政,是需要堅決反對的。

　　最近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在收集老百姓對于“反腐敗獲得感”的建議意見。什么是“獲得感”?就是反腐敗,讓老百姓得到了多少實惠。為什么這個問題重要?因為中央的治腐策略是先治標后治本,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而之前主要是“打虎”。但其實普通老百姓對“老虎”所造成的危害體驗并不那么深刻。老百姓覺得,好像反腐敗如火如荼,但自己的生活并沒有因此發生多大的改變。小孩上學,沒有關系還是很難；去醫院看病做手術,還得托人找大夫(當然這些狀況并非完全由腐敗所致,但腐敗是重要原因)。這就會影響到老百姓對反腐敗的感知,覺得腐敗還是很嚴重,因為自己辦事還是需要到處求人,不公正、不透明、不作為的現象依然存在。所以接下來“拍蠅”、治理懶政等會成為比較重要的工作,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政治生態是否變好,老百姓先知,就是這個意思。

　　第四,法治代替人治。這是政治新常態的重要保障。當前一些地方和部門權大于法的人治現象依然突出,“黑頭不如紅頭,紅頭不如口頭”,“用人一言堂,花錢一支筆,決策一張紙”,嚴重透支了政府聲譽和國家信用。要使新常態真正“常”在,就必須摒棄人治,依法治吏,依法治國。只有真正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政治生態,才是科學的、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