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農民工最難承受的是購房成本,因此要實現“人”的城鎮化,就必須將土地權利真正地賦予農民

　　從農業轉移人口私人方面來看,其需承擔的成本最主要部分為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根據中國社科院2013《城市藍皮書》的測算,農業轉移人口人均個人支出成本約為1.8萬元/年,除此之外,絕大多數農民工還需要支付平均約為30萬元/戶的購房成本,大部分農業轉移人口很難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購房成本。

　　農民工支付市民化成本的個人資金來源有兩個:一是在城市打工的工資收入；二是農村承包土地的收益。這兩項收入之和能否支撐市民化的最低成本,關系到農地關系及土地流轉的問題。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社會成本的公共部分,資金來源問題又與土地財政緊密相連。

　　因此,要想真正實現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核心,以質量為關鍵”的基本要求,必須賦予農業轉移人口必要的土地權利。新型城鎮化是更加強調“人”的城鎮化,而“人”的城鎮化,要求的是使農業轉移人口真正的成為城鎮居民,享有與城鎮居民相等的各項權利。只有將土地權利真正的賦予農民,土地才能成為一筆財富,這筆財富才能隨著農業轉移人口的轉移而不縮水、不消失。這筆財富,恰恰是農業轉移人口自身承擔市民化個人成本最重要的來源。

　　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工業化完成后,農業增加值和農業勞動力占GDP與總就業的比重不足2%,而農村人口因國家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大致在10%-30%之間,其中許多農村人口已不再從事農業。2011年我國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農業勞動力仍占總就業的34.8%,具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村戶籍人口則占到總人口的60%以上。也就是說,我國在完成工業化的過程中,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戶籍人口要下降到未來占總人口2%或總人口5%左右。因此,將有90%以上的農村土地將改變其經營者,甚至所有者。現有農村土地制度及促進土地流轉的補充措施難以支撐如此巨大的調整,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國內的一些地區在農村集體土地權利轉換方面也做了諸多有益的嘗試,并取得了寶貴的經驗。成都市從2008年開始,探索實踐了“都江堰聯建模式”、“拆院并院模式”、“土地綜合整治模式”和“直接入市交易模式”等多種農村土地流轉方式。“都江堰聯建模式”是指在“5·12”地震后為解決災后重建巨大的資金缺口,所采取的一種引導社會資金參與合作建房并對“聯建”的房屋在使用權方面進行部分讓渡,從而實現了農村土地集體權利束的分解。“拆院并院模式”是指通過在一定范圍內“拆舊建新”和土地復墾、整理的方式,更加合理的利用農村土地,在此模式的運行中,通過將農民的土地財產權轉化為股權,讓農業轉移人口“持股進城”,利用股權分紅解決了部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私人成本,是變“權”為“利”的一種具體思路。“土地綜合整治模式”是指通過將農村進行整理,把節約出的土地部分作為建設用地指標有償轉讓,這實質上將城市土地收益中的一部分反哺到了農村,構建起城市反哺農村、城鄉統籌發展的新機制。

　　國內其他地區的“兩分兩換”、“宅基地換住房”、“雙放棄換社保”等相關做法,雖然在實際操作中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已反映了將農民所擁有的土地變“權”為“利”的思路,應當加以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