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李艷艷
歷史步入21世紀，當我們在贊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取得的巨大文明進步的同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生態危機問題也日益得到國內思想理論界的關注和思考，生態文明逐漸成為近年來政治、經濟、管理等社會科學研究的焦點問題。當前，一種流行的生態文明觀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在生態危機的時代背景下，在反思現代工業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與自然對立的矛盾基礎上，以生態學規律為基礎，以生態價值觀為指導，從物質、制度、精神觀念三個層面進行改善，以達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i]在這種傳統生態文明觀的視閾下，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文明的核心，生態文明的基礎是生態學規律，生態危機的根源是工業文明，生態文明則是一種后工業文明。一言以蔽之，生態文明被認作是必然替代工業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當今人類社會被認為正處于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過渡階段。在這種生態文明觀的影響下，一些人倒向了對工業文明的全盤否定，倒向了對自然力的盲目崇拜，種種妄想回歸田園生活的懷舊情緒開始發酵升溫。對此，為了使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設生態文明”新理念得到科學的落實與踐行，當前亟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全面剖析傳統生態文明觀，積極構建科學的生態文明觀。
誤區之一：人類文明的核心任務不是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
而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傳統生態文明觀認為，人類文明依次歷經史前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歷程，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文明的核心任務。[ii]持這種觀點的基本依據是，自然界是人類生存與文明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決定了人類文明的進程。因此，從人類敬畏自然——人類改造與征服自然——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與自然關系發展歷程，決定了人類文明必然依次經歷史前文明——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生態文明的歷史進程。毋庸置疑，這種觀點具有合理之處，它突破了自然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片面性，科學認識到人類文明進步的歷程貫穿了自然界與人類的雙向互動關系。
但是，這種觀點存在的認識誤區也很明顯：一是，把自然環境作為人類文明史的決定性因素。思想史上，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直到近代的孟德斯鳩、馬爾薩斯等人認為地理環境決定歷史發展，這類觀點過分夸大自然環境的作用力，而忽視了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能動性，因而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唯心史觀。唯物史觀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決定性力量。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承認自然環境、人口因素對人類社會歷史進程有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說“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iii]。但另一方面也明確指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并非“自然界對人的恩賜”[iv]，自然環境對于人類歷史發展的作用要通過生產方式這一決定性因素而體現。顯然易見，把自然環境當作人類文明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的觀點顛倒了內外因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是不科學的。
二是，把人與自然關系的矛盾運動當作影響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原因。唯物辯證法啟示我們，決定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原因是文明進程中的內部矛盾，它貫穿于人類文明史的全過程，規定了不同文明形態的性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深刻指出，人類文明成果是人類開始制造和使用工具，“在物種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v]之后，從而脫離原始蒙昧狀態進入文明社會以后的創造物。“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生產力（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任何增長”。[vi]由此可見，生產力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當然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最終動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當然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原因。顯然易見，認為人與自然關系的矛盾運動是影響人類文明進步根本原因的觀點，混淆了根本原因與非根本原因的界限，因而也是非科學的。
實際上，人類文明進步的核心任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現實社會關系合理化，這是消除人與自然之間緊張關系的根本途徑。對此，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人對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人的關系。”[vii]人類自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多數人創造、少數人享有勞動產品的不公平社會生產關系便貫穿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時代，從而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異常緊張。一方面，運用什么自然資料進行生產、生產過程會對環境產生什么影響完全不由勞動者說了算，這些自然原材料成為導致勞動者身心疲憊的外在強制物，從而使勞動者與自然界日漸疏離。另一方面，一些企業主在利潤的誘使下，僅僅把自然界當作他們取之不盡的倉庫、具有貨幣屬性的商品和容量無限的垃圾場，極力將生產過程的環境成本外部化。于是乎，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空洞、能源資源消耗、森林砍伐過度、物種加速滅絕、污染物排放嚴重等生態問題紛紛出現。由此可見，包括生態文明在內的人類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是使現實社會關系合理化。當前，我們急需鞏固和發展勞動者按勞分配勞動產品的制度，保障勞動人民公平享有生態權益，從而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