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前人論述仍有借鑒價值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論述“文藝創作方法”時強調，“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眾所周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都是最主要的兩種創作方法。前者以對現實生活的精細描畫取勝，后者以對理想世界的熱烈幻想見長。但就本質來說，任何創作都包含著“現實”和“理想”兩種元素，不應割裂開來或有所偏廢。早在1938年，毛澤東在給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題詞中就寫道：“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明確：革命精神與實際精神的統一，在文學上就是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的統一。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下，我們的文藝家創作了一大批既深刻反映現實又高揚革命理想的“兩結合”的優秀作品，如《紅旗譜》《創業史》《紅巖》《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保衛延安》《紅日》等，時至今日，它們仍然是社會主義文學的旗幟和驕傲。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在中華美學思想史上，也頗有些理想、夢想、想象要以生活現實為根基的論述可資借鑒。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就頗有些“浪漫”與“現實”相結合的意味。清末民初美學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明確提出，“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指出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種創作方法的區別與聯系。這雖然同立足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兩結合”有著很大的差別，但從“方法”的意義上，對我們當前的文藝創作還是有借鑒價值的。

　　堅持“文質兼美”的美學標準，是社會主義文藝的特質

　　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創作出“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文質兼美”，這是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美學和文藝學命題。

　　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原意在于品評人物，“質”和“文”后來逐漸演化為一對審美范疇而運用于文學藝術領域特別是對文藝作品的評價。東漢的王充在《論衡》中提出，“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清代王夫之說，“蓋離于質者非文，而離于文者無質也。”晚清美學家劉熙載在《藝概》中說，“凡物之文見乎外者，無不以質有其內也。”在我們看來，所謂“文質兼美”，實質上就意味著美必然表現為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就當前創作實際來看，“文勝于質”或“質勝于文”的情形均大量存在。有些作品玩弄技巧，搞懸疑驚悚，內容卻蒼白空洞，又有的作品充塞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聲、光、電，就是講不好中國故事，塑造不好人物形象，形式主義傾向嚴重。毋庸諱言，也有的作品搞變相的“題材決定論”，雖說要弘揚“主旋律”，書寫重大題材，表現英模人物，但“質木無文”，“文章殆同書抄”，“平典似道德論”。還有些作品文、質兩失，思想內容與藝術表現均乏善可陳，甚至成為荒誕不經、等而下之的文化垃圾，不亦悲乎！

　　“文質兼美”也就是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期盼的“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1957年3月，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提出“中國自覺的文學批評的歷史”時說：“《昭明文選》里也有批評，昭明太子蕭統的那篇序言里就講‘事出于沉思’，這是思想性；又講‘義歸乎翰藻’，這是藝術性。單是理論，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藝術性。”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可以說是對“文質兼美”的最好說明，也為實現中華古代美學精神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范例。與毛澤東的“三統一”論一脈相承，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強調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生動活潑”“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相結合，其“文質兼美”的美學標準是相當明確的。這也正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特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