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王文

　　“中國崩潰論”在美國學術界、企業界基本算是不入主流的話題，預測中國崩潰的學者最終都淪為笑柄。比如，該論始作俑者章家敦（《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作者）在研究圈已“混”不下去了；2011年以驚世駭俗的《中國會崩潰嗎》一文在中國媒體圈爆火的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美國學界常被視為專欄寫手，而非教授；最近，以《中國即將崩潰》一文再掀風波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也是口碑不佳之人。

　　去年以來，筆者曾在《“中國崩潰論”的崩潰》、《中國經濟“增長極限論”沒有道理》等多篇文章列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四輪“中國崩潰論”的來龍去脈，并反駁個中邏輯，在此不再贅述。筆者想與大家及相關機構共同思考的是，為什么這么多年來仍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崩潰”這個偽命題樂此不疲？除了在中文媒體上反駁，我們還有其他辦法應對這個在美國尚且都“不入主流”的話題嗎？我們能否有反制“中國崩潰論”的非文本化的手段？

　　在國內外局勢極度復雜的今天，能否很好地化解國際輿論對中國發展的干擾，影響著中國能否平穩度過目前深化改革的攻堅期，也影響著中國能否平安趟過當下結構調整的深水區。史料表明，1985年以后蘇聯改革的最終失敗，進而導致國家解體，與國家的輿論門戶大開，無力回應歐美輿論對蘇聯改革各種蠱惑性、煽動性與恐嚇式的聲音有很大關系。有學者把西方輿論沖擊蘇聯的過程概括為：外界的輿論沖擊—國內社會的不穩定情緒—本國反制無力—國內徹底失控—國家解體。

　　當然，中國目前的社會承受力和政策定力與蘇聯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應以包容之心、從容之態從外界諸多建設性的批評聲中汲取警示之營養。但對看似振振有詞、實則是潑婦罵街似的詛咒式話語，沒有理由讓其喋喋不休地持續下去。正所謂君子“惡訐以為直者”，現在應是終結所謂“中國崩潰論”的時候了。

　　多年來中國人對此起彼伏的“崩潰論”、“威脅論”的反擊見效甚微，究其原因，源于中國人對國際輿論的博弈規則了解不深，也源于中國知識界一部分人對內不夠團結、對外缺乏自信，更源于當前我們積極設置國際議程、主動引導國際輿論的能力還亟待加強。相比之下，像韓國、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國家對不利于本國言論的反擊，以及對本國形象的積極塑造，比中國要見效得多?？偨Y起來，大體有三種辦法。

　　一是依法反擊，重創惡意媒體的實際經濟利益。歐美媒體對新加坡、以色列兩國的報道，一向是非常謹慎的，因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引發兩國機構或個人的抗議，甚至惹上官司。新加坡剛獨立時，歐美媒體視其為后殖民地時代的不馴者，動輒對新加坡口誅筆伐，哄抬新加坡的反對派。于是，李光耀果斷推行限制外國媒體在新加坡發行量的法令，《時代》周刊在新加坡銷量一度被削減80%多，《華爾街日報》發行量驟降92%。同時，一發現歐美媒體對新加坡有不實、不良報道，就會一張狀紙將媒體告到當地法庭。勝訴與否暫且不論，幾輪下來，歐美媒體就因疲于司法而不敢造次。以色列的辦法比新加坡更“激進”。比如，2006年哈佛大學教授沃爾特、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公開著文，批評以色列集團綁架美國的外交政策，結果招致美國猶太人全國性的反對運動，幾乎成為21世紀頭十年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最大輿論事件。猶太勢力利用各種傳媒，將兩位教授比成“三K黨人”、“納粹同情分子”，組團到學?？棺h，要求解雇兩位教授，“嚇”得其他學者與媒體噤若寒蟬。相比之下，中國對境外不實言論，要“寬容”得多。事實上，一切依法辦事，以經濟利益為切入口，定能拿捏那些發表惡意言論的歐美媒體。

　　二是思想共識，集體抵制境外那些對本國的叫罵者。在美國，很少會出現對本國不利國際言論的反駁潮，更不會出資邀請那些對美國國家利益不友好的外國人。在他們看來，這幾近于“養虎為患”，抬高對手身價。相比之下，中國長期以來對海外對華支持者、輿論對華力挺者的回饋遠遠不夠，有時還常將那些叫罵者視為座上賓。沈大偉在其新論“中國崩潰”中，就羅列2014年兩次受邀參加中國高端會議的經歷；克魯格曼幾年前受邀到中國，以“走穴”之態，數日賺走了數百萬元的演講費。叫罵者賺得盆滿缽滿，支持者反而受到冷遇，這種現象不應再繼續下去。中國知識界、企業界和媒體界應當有一個“不受中國人歡迎的海外學者名單”，讓他們遠離中國思想市場，成為中國思想界的邊緣人。去年香港某明星公開叫囂內地，結果他的幾部電影票房都慘淡不堪，其制作團體被迫數次向內地觀眾道歉。從這個方面看，中國知識界要向電影界的觀眾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