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國際辯論，積極傳播中國思想與設置中國議程。多年來，中國知識界的英語寫作能力普遍不強，國際表達動力普遍不足，這導致中國學者在歐美媒體中主動刊文的數量嚴重不足。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奧運會前后，時任駐英大使傅瑩主動在英國媒體撰文闡述“奧運會屬于我們大家”、“新疆是個好地方”等，一時傳為美文經典；上海學者李世默、張維為近年來在《外交政策》、《紐約時報》等多次刊文，用西方人的話語邏輯，正面闡述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收到相當不錯的國際效果；近期，澳門學者陳定定也及時在美國媒體上回擊沈大偉的言論，以幽默的《對不起，美國！中國不會崩潰》為標題，很及時地起到反駁作用。由此可見，中國相關機構應當創造某些機制，鼓勵更多的學者就時效性大、敏感性強的話題，在國際媒體上進行尺度更大的發聲，這將對塑造中國的積極國家形象發揮相當大的益處。

　　總之，當代國家間的競爭不只是貿易、經濟、軍事、金融競爭，更是基于前者之上的思想競爭。一國思想力體現著本國在全球博弈中的真實排位。中國已公認為貿易第一、經濟第二、金融前五的全球大國，但仍然沒有發揮出與國家整體實力相匹配的思想力，中國在全球并沒有得到靠前位置的尊重度。

　　從這個角度看，那些無休止的“崩潰論”，與其說是對中國實際情況的誤讀，不如說是對中國思想力的蔑視。中國思想界應當基于社會價值觀集體共識之上的通力合作，奮發有為，真正營造“為中國效力、必有大回報”的正向邏輯氛圍，塑造中國偉大的思想力，在先后解決“挨打”、“挨餓”之后，真正解決“挨罵”、“挨咒”的困局，贏得21世紀的中國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