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 黃鳳志

　　自2012年安倍晉三再度執政以來，日本政壇右翼保守色彩濃厚，與中國、韓國、俄羅斯等國關系失睦。拋除領土爭端和地緣政治因素，安倍政府否認法西斯侵略戰爭歷史罪行的言行與舉措，不斷刺激著東北亞周邊鄰國的敏感神經，加劇了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困境。

　　一方面，安倍政府上臺執政后，其內閣成員和國會議員在靖國神社春季大祭、秋季大祭及日本二戰投降日三個關鍵時間節點大規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創下“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國會議員參拜人數的新紀錄，而安倍作為首相也公然于2013年12月26日前往參拜。另一方面，日本在歷史教科書中通過淡化或刪除發動侵華、侵朝和侵略東南亞國家的戰爭等內容，力圖抹去本國青少年對歷史的客觀認識。此外，安倍還多次否認日本的戰爭罪行，提出“日本戰犯不是罪犯”，并公然質疑東京審判的公正性，意圖以“安倍談話”取代“村山談話”。1995年的“村山談話”被認為是日本對侵略戰爭進行反省的官方表態，但安倍政府卻一直試圖修改這一談話，而將于今年發表的“安倍談話”對于如何認識和表述日本的侵略歷史仍不明確。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70周年之際，安倍政府為什么不顧國際社會輿論批評，屢次否認侵略戰爭罪行問題呢？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在近代東亞地緣政治環境變遷中，日本是一個以變革求強、以戰爭求盛的國家。特別是周邊鄰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落伍鑄就了日本武力稱霸亞太的雄心，二戰的失敗毀滅了其主宰亞太地區的夢想。戰后，雖然美國對日本進行了一系列改造，但由于美國沒有遭受殖民侵略，在戰爭追責等問題上難以反映被侵略國家的真實意愿和訴求。隨著冷戰對峙和新中國的成立，日本的地緣戰略價值凸顯，使得美國對日政策從整肅轉為利用。日本自身則越來越局限在敗于美國而非周邊國家的認知，這進一步導致其對侵略戰爭罪行的反省內缺動力、外乏壓力。與此同時，作為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最重的亞洲國家，中韓朝三國仍然無力改變美國獨控日本的局面，難以把握整肅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罪責的主動權，以及建構監控日本右翼勢力反彈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中韓崛起后的聲討已經失去了歷史整肅的最佳機遇，對于迷戀昔日輝煌的安倍政府來說，此時在日本宣傳造勢具有肥沃的政治土壤。

　　第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迄今已歷時70年之久，日本的人口結構已發生重大變更。戰后出生的人口占日本總人口的大多數，那些負有戰爭責任的人數已經不多，而新生代的戰爭責任意識也在日漸淡化。這些新生代不愿繼承歷史的負面遺產，厭惡“道歉外交”和“討伐外交”，要求以“普通國家”的身份與各國平等交往。這種國民主體與國民意識的新特點，決定了安倍政府否認和淡化戰爭罪行會獲得日本國內多數民眾的支持。

　　第三，日本政局近年來持續動蕩，執政者往往將獲取和維持自身的政治權力作為優先考慮對象，這也導致日本政府往往在歷史問題上拒不認錯，以刻意迎合選民。為此，他們經常刻意激化中日矛盾，激發民眾的對抗情緒，進而調動選民的支持熱情。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安倍政權的支持率達到71%，這一數字幾乎不受性別、年齡、學歷、收入以及地域影響。正是有了這樣堅實的民意基礎，日本自民黨才能在2012年底的眾議院選舉和2013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連續獲勝。

　　第四，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低迷與中韓迅速崛起形成了強烈反差，催生了日本民眾的憂慮感。為了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增強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安倍政府將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罪行作為重振日本國民“大國信心”的強心劑。日本民眾普遍希望出現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希望壓制周邊國家的崛起，以重新找回日本的自尊與自信。這種心態進一步加強了安倍政府同中韓等國對抗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底氣，而安倍的保守思想及其極端右傾的言行也正好迎合了日本民眾的心理需要。正是在這種民眾期許下，安倍能夠維持著較高的支持率，更加大膽地推行右傾政策。

　　第五，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為安倍政府走向正常國家化道路提供了“順風車”，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罪行則是其夾藏和販賣的“私貨”。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意圖，就是通過強化美日同盟以防范和遏制中國。美國對華推行“隱伏型”的遏制戰略和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位，再次將日本帶入了美國隱性遏制中國的戰略軌道。美國“聯日抑中”的戰略需求使得安倍政府敢于借機大膽否認其戰爭罪行，特別是在美日同盟的保障下無須顧慮國際輿論的壓力。此外，日本在南海爭端問題中，極力討好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菲律賓、越南等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來自東南亞國家對其否認戰爭罪行的批評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