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和全球農業一體化對農民收入有深刻影響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影響農民收入的外部環境和內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民收入越來越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和國際市場環境的影響。新常態下觀察農民收入，要深刻認識國民經濟發展和全球一體化的影響，把握農民增收的動力源和著力點。
（一）國民經濟發展與農民收入息息相關
大量實證研究已經表明農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經濟增長速度快，農民收入增長就快；反之，農民收入也相應地減緩。1986-1990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年均增速7.9%，農民收入年均增速為2.7%；1997-2002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年均增速8.4%，農民收入年均增速僅3.9%。近年來，農民收入能夠保持持續較快增長的好勢頭，城鄉收入差距能夠持續5年縮小，與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分不開的。
但也要看到，在新常態下國民經濟發展正在經歷深刻調整，經濟增速回落到中高速區間，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我國GDP增速為7.4%，低于2013年7.7%的增速，更低于1979-2013年9.8%的平均增速；財政收入為14.0萬億元，比2013年增長8.6%，增速創下1992年以來的新低，連續3年低于1979-2013年14.5%的平均增速。因此，在農民收入增長問題上，必須有歷史的耐心，密切關注國民經濟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下決心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繼續維持農民收入增長的好勢頭，逐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終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均衡。
（二）全球農業一體化對農民收入有深刻影響
全球化給農業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帶來的挑戰越來越大。我國農業在入世過程中做出了重大承諾，取消了數量配額、許可證等所有非關稅措施；關稅和關稅配額制度成為調控農產品貿易的唯一手段；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僅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關稅形式單一，實施稅率與約束稅率同一；糧棉糖配額外關稅最高也只有65%。除一些島國和個別農業規模大競爭力很強的國家外，其他國家農產品關稅水平都比我國高。總體上看，我國已經是世界上農產品貿易開放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面臨的競爭壓力正在不斷加大。
農產品價格方面，綜合考慮國際國內供求形勢等因素，預計6-8年后可能突破配額外進口到岸稅后價。大豆、糖料、豬肉、牛肉、羊肉等進口敏感產品，價差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大量進口國外低價農產品，使國內價格既不能隨需求的拉動而相應提高，也不能隨著生產成本的上升而相應上升，進口價格形成了國內農產品價格上升的“天花板”。一些產業的比較效益因此不斷下降，農民通過價格獲得的收入受到影響。
農業補貼方面，我們在加入WTO時承諾“黃箱”補貼上限不超過農業產值的8.5%，現在對棉花等產品的特定補貼已經逼近黃線。我們還面臨資源環境和生產成本這“兩個地板”的約束，農業生產成本上升，資源環境承受很大壓力，依靠投入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小。隨著農業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流轉費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我國農業已全面進入高成本時代。據農業部市場司數據，2006-2013年我國稻谷、小麥、玉米、棉花、大豆生產成本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1.0%、11.6%、11.6%、13.1%、12.0%。同時，資源環境約束也日益趨緊。人均耕地和淡水資源分別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在“天花板”和“地板”的雙重擠壓下，農業產業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空間受到擠壓，這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挑戰。
（三）把握農民收入增長的動力源
從大的歷史跨度來看，影響農民收入的內因和外因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改革開放之初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1978-1985）這一時期農民收入快速增長，主要源于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加。從增長的動力看，主要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制度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與此同時，國家大幅提高農產品統購價格，帶動了農民收入增長。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以來（1986-2009）。這一時期是中國工業化進程快速發展的時期，伴隨著鄉鎮企業和東南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轉移就業，工資性收入在農民收入構成中越來越發揮主導性作用。全球金融危機以來（2009-），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不斷加深，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日益受到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影響和制約，農民收入構成中的四大來源都要發揮作用，農民收入增長進入“多輪驅動”的時期。
在農民收入的四大構成中，家庭經營收入對主產區農民增收影響顯著；工資性收入是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勞動力外出省份農民增收的重要支撐；財產性收入寄希望于深化改革，盤活農村土地和集體經營性資產；轉移性收入需要強化政府對農民收入的支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與此同時，有兩個長期趨勢值得重視：
一是從農民增收趨勢看，兼業收入還將長期存在。超小的農業經營規模使農業兼業化經營成為普遍現象。據全國農村觀察點調查，1993-2013年，純農戶比重由49.90%下降到39.65%，非農戶和兼業農戶比重已達60.05%。兼業農戶產生兼業收入，隨著農業份額在整個經濟增長中逐漸下降，農業部分地被農戶兼業經營不可避免，這一方面有利于增加農戶收入來源渠道、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對農業資源在各種類型農戶之間如何優化配置、提高農業部門效率提出了長期的挑戰。
二是從農民收入的動力源看，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可忽視。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具體的要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即促進一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一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一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三個一億人”直接關系到農民增收。首先，繼續轉移農村勞動力，增加農民外出務工的數量，可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總量；其次，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農民工就業和工資水平提升；第三，通過城鄉資源均衡配置、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改革，逐步解決進城農民及其隨遷家屬的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問題，有利于降低農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間接提高農民收入。總的來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必須內外結合、多輪驅動，充分釋放各方面積極因素，努力拓展新的動力源和增長源。
（四）把握不同區域農民增收的著力點我國各地農業資源稟賦、生產方式不一樣，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與此相應，不同地區農民增收的重點也各不相同。比如，在東北地區，家庭經營收入特別是糧食生產收入對農民增收有重要影響；在河南、安徽、重慶等勞動力轉移較多的地區，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對增收的貢獻率較高。因此，必須從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明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和著力點，沿海發達地區要更加注重挖掘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的增長潛力；傳統農區和中西部地區應更加注重拓展農業內部增收空間，提高農業產業效益，同時吸引沿海地區產業轉移，鼓勵農民創業，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