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動機類型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個有意圖的行為過程，當然，行為目的不是行動者最初就明確的，而是在實踐中根據社會情景中不斷調節、不斷反思，社會與個人互動的結果。
在吉登斯結構化理論中，他設想了一個行動的分層模式。認為人們有意圖的行動包括了對行動的反思性調節、行動的合理化過程及促使行動發生的動因等三個層面的行為。[5]具體來說就是一個有意圖的行動是行動者總是通過各種方法來了解自己的行動情景及自己的能力情況并期望知道其他人對自己的行動的一個反應，在這過程中不斷地給自己的實踐活動對自己或別人作出一個解釋，最后會出現一個動機激發的過程，當然這個動機是潛在于行動中的，是行動者對自己的規劃。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過程或結果，不是在他們當初從農村出來就確定了的，是他們在大中城市務工實踐中，根據不同的社會情景及個人的市民化能力等因素相互的結果，在這過程中，他們發揮自己的能動性，不斷反思、不斷調節的一個合理化的過程或結果。在新生代農民工采取“回流式”市民化之前都是不斷根據自己在大中城市務工的實踐體驗和自己融入城市的各種條件環境進行不斷反思和調節的，也不斷給自己和家人或者朋友解釋其行為的合理性的過程。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遷移到城市社會的人口城市化，應該是現代意義上的 “文化移民”，是指農民工從傳統的農村人向現代的城市人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到生產、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過程。[6]當農民工群體進入大中城市務工期間，他們會不斷根據各種情境來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以便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目標，在這過程中他們會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價值和家庭價值，從而進一步調整自己的城市化行為。
從新民工采取“回流式”市民化的動機驅動層面來看，他們考慮到子女的教育問題、家庭老人的日常照料及醫療保健問題、個人發展及資源利用的經濟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動機激發因素。為此，對“回流式”城市化的新民工的動機類型加以理想類型化，目的是便于描述研究對象行為的分層模式，當然，在實際的動機激發中更多是表現為混合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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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行動主體在了解到外部結構環境以及自己所擁有的市民化能力后做出的一種能動實踐行為。
2009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農民就近就地創業”，農民工主要流出地的縣級以上政府出臺了很多相關的配套措施，比如小額貸款、創業培訓等多層面的政策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返鄉農民工經歷過發達地區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思想的熏陶，個人能力有所提高，對市場機會把握也更加全面。在權威性資源和個人能力雙重驅動下，會進一步追求自我發展的需要。所以當他們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把握了一些資源后，他們就會追求更大的滿足感而進行自己創業的想法。這些想法在權威性資源的支撐后就更加果斷地付諸實施。
“創業—發展”型作為“回流式”市民化動機理性類型是一種他們更多在對輸出地和輸入地各種收益比較后做出的一種理性選擇。他們在城市的務工經歷是農民工返鄉“創業—發展”不可缺少的孵化器，他們在大中城市務工的實踐所獲取的資金積累、技術和管理經驗是促使他們返鄉創業發展的基本條件。新生代農民工經過在大中城市務工的經歷讓他們自己創業的愿望也激發起來了，同時，對家鄉的天然聯系也是他們選擇“回流式”市民化的自身動力。隨著國家整體發展的戰略部署，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步伐加快以及中西部地區發展條件和環境的不斷改善，也是他們“創業—發展”型的一個宏觀背景，在這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加上輸出地政府對返鄉創業發展的大力政策支持，輸入地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及其高昂的生活成本、相對艱苦的工作環境促進了他們返鄉創業，從而推動了“回流式”市民化的不斷實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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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動機方面除了他們個人的創業發展外，子女教育也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外出到大中城市務工能給家庭帶來經濟收入，這對子女的教育具有良好的物質支撐功能，但是，由于我國各個層次城市的教育規則造成農民工女子不能跟隨父母在城市接受教育。同時，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常年在外自己看到了或者經歷了教育對一個人的職業獲得的重要性，他們對自己子女的教育期望值很高，但是在務工城市的教育政策和教育費用沒辦法讓他們的子女來到務工城市接受教育。有些職業較好的農民工有打算或者曾經把自己的子女帶到務工城市來接受教育，但是能接受他們小孩入學的基本上是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在這些學校接受教育后使得他們的小孩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比如他們的子女經常問到為什么只能在民工學校上學，為什么不能到其他學校去等之類的話語，久而久之，對小孩的不利影響就凸顯了。
在已婚并且有子女的新生代農民工中，他們采取“回流式”市民化直接的動機是為了子女教育。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下導致了城鄉教育之間的差異很大，大中小城市包括縣城都集中了比較高端的教育資源，比如很好的師資隊伍、良好的教育條件等，在農村不但師資條件不好，就連基本的教育設備也不一定完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自己從農村為了生存、為了發展來到了城市務工，在務工實踐中體驗和感受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們也非常重視自己小孩的教育問題，一開始他們也有美好的設想，讓自己的兒女來自己務工城市接受教育，但是在具體的務工實踐過程中，他們了解了在自己務工城市，自己子女接受教育會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費用外，還潛移默化地會對小孩的心理產生對社會不滿的各種陰影。
（三）“家庭—團聚”型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動機除了來自個人事業發展、子女教育等因素外，還有一類是為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團聚，雖然他們可以為了家庭成員團聚選擇把其他家庭成員接到大中城市來，但是這樣的生活成本太高，他們可以回到農村去跟家庭成員團聚，但那不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目標，在種種外部結構提供的活動空間中，行動者結合自身各種能力情況能動選擇了“回流式”市民化這一方式來滿足他們家庭成員團聚的需求。
家庭分離的居住方式使得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家庭在個體社會化、親情培育、社會團結、養老、甚至最基本的滿足生理需求的功能喪失。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有“融入了城、回不來村”的思想觀念或現實困境，但是他們由于在務工城市體驗到了更多離開自己家庭老人或小孩獨自或夫妻二人到外面打工的各種經歷，使得他們更加有機會的時候團圓一家人的想法，當然這跟新生代農民工從小受到家本位的家庭觀念有關，也與他們在城市社會所處的生活圈子有關，還與他們對目前各種媒體報道的一些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的悲慘生活寫照的影響也是有關系的，所以他們在能夠獲取相關資源和自己能力來達到家庭團聚的時候，他們就堅決的付之行動，這樣的情況在筆者所調查的各種動機驅動采取“回流式”市民化中也是常見的一種類型。對于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來說，在外務工給他們的家庭生活的完整和延續帶來了影響。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比如呂德文提出“不完全小農家庭”的概念。不完全小農家庭主要指人口流動所帶來的小農家庭的不完整，是從村莊角度的論述，也就是打工經濟使得小農家庭的生產生活出現了不完整的現象。[7]在這同時，學者劉燕舞在湖南源村的調查中提出了“懸浮的核心家庭”的概念，指的是那些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的家庭結構模式，這種家庭結構模式僅僅從夫妻關系的變動上來探討家庭結構的變化，特別是那些從事“性服務”的婦女遺留在村莊中的家庭結構形式。[8]在農村流動人口頻繁的社會中，農村家庭結構出現不完全小農家庭或懸浮的核心家庭的情況都不是單獨現象，這樣類似的農村家庭模式在農民外出務工的大浪潮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于這部分新民工來說他們采取“回流式”市民化的直接動機就是要恢復完整家庭結構，從而讓家庭在小孩教育、老人養老、夫妻生活以及生產生活等方面發揮原來具有的各種功能。在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實踐中農民工家庭結構變動會涉及到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的大量出現，在現在的情況下，就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一起生活，正是這些急需照顧、亟待關懷的老人和小孩讓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魂牽夢繞，使得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行為以及未來的歸屬在哪里。在經過自己的理性思考以及跟社會上的同類比較后，他們選擇“回流式”城市化來達到彌補由于外出務工造成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不能完全發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