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宋 偉

　　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東南亞時提出了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議。由于去年美國政府的游說反對，韓國、澳大利亞等重要的亞太國家沒有成為2014年10月亞投行的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奧巴馬政府似乎將亞投行的創建視為中國對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挑戰，強調該機構的性質模糊不清、標準不明。但是，中國政府力推的亞投行計劃在今年3月份似乎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隨著英國宣布申請成為該機構的創始成員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也紛紛改變態度、申請加入。到目前為止，七國集團中只有美國、日本和加拿大沒有提出申請。這些主要發達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的熱情顯然進一步刺激了其他許多國家，俄羅斯、巴西、瑞典、韓國和澳大利亞等都趕在3月31號之前宣布加入。一時間，似乎美國都被自己的盟友所拋棄了。“有時候，我們會采取(與美國)不同的立場，”卡梅倫就英國決定成為亞投行成員一事時解釋說，“我們認為，這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和中國國內的許多媒體、輿論對此事的評價也是少有的一致，即圍繞著亞投行的競爭，美國沒有能阻止它的盟友加入這一機構，因此美國輸了，中國贏了。

　　這種對于美國和中國在亞投行問題上競爭態勢的判斷不僅是成問題的，也是有害的。說它是成問題的有許多理由。美國方面的確沒有能阻止英國、韓國、澳大利亞等盟友加入這一機構，但可能這是由于美國的反對政策本身就錯了。英國作為傳統的國際金融中心，又希望從蓬勃發展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獲利，因此加入亞投行本身具有相當的商業價值。對英國來說，這是一件相當有利的事情，那么，為什么不加入呢？類似的，德國希望對亞洲出口更多的工業品，澳大利亞希望將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更多進口它的鐵礦石。在巨大的商業利益面前，這些國家不可能不動心。同時，亞投行的成立并不威脅到美國的核心利益——如果說它可能對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構成挑戰的話，亞投行都還沒有正式開張運營，各項規則都在談判之中，談何挑戰？習近平已經明確表示，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區域多邊開發銀行的關系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將在現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下運行。事實上，在中國主動表示不擁有否決權的前提下，越多的西方發達國家加入，那么亞投行內部的治理就更加多元化。如果一定要從國際秩序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歐洲發達國家的加入對美國來說其實是件好事。

　　至于說亞投行的成立促進中國在亞洲地區的主導地位，從而中國又在與美國爭奪國際領導權中打了一個勝仗的說法恐怕也經不起考驗。加入亞投行并不意味著參與國改變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取向。就如英國財政部長奧斯本所指出的，英國加入亞投行之前與美國方面進行了協商，這不會影響到兩國關系。對于前不久召開的博鰲論壇，一些觀察家認為，英法德等西方大國的領導人以及東盟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的政府首腦沒有出席，而是出現了基本同期但并不完全重合的李光耀葬禮上。“在國際關系博弈正進入敏感的時刻，西方主要大國領導人幾乎集體缺席了中國的博鰲亞洲論壇，意在避免外界得出印象，它們拋棄了美國，投入了中國的懷抱。”而稍微細心一點的人就會發現，俄羅斯和巴西是遲至3月末才申請加入亞投行的。對于俄羅斯來說，它感興趣的是自己所力推的歐亞聯盟；至于巴西，有報道稱中國剛剛向巴西石油注資35億美元“為亞投行熱身”。很顯然，英國等西方國家積極加入亞投行，所看重的就是商業利益，而絕不是在有關國際秩序規則以及領導權的方面重新“選邊站”。即便是韓國、印度這樣的周邊國家，它們與中國、美國、俄羅斯等大國之間的戰略關系也不會因亞投行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因此，奧巴馬當局完全沒有必要在亞投行的問題上采取如此強硬的反對態度——愚蠢的政策最終帶來的是尷尬的結局。十分令人不解的是，面對著咄咄逼人、在烏克蘭危機中真正挑戰歐洲領土秩序的俄羅斯，奧巴馬表現的十分軟弱，而他卻在亞投行的問題上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原因或許在于，奧巴馬一直以來都是把中國而不是俄羅斯作為更主要的競爭對手，而且把所謂的“亞太再平衡”作為他主要的外交遺產之一——另一個或許是在美國和美國的中東盟友間都引起激烈反彈的與伊朗的和解。奧巴馬自認為他重新確立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因此對于中國的地區一體化政策、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都過度敏感了。事實上，從目前來看，無論中國愿不愿意，亞投行都最好定位為一種國際經濟政策，而不是國際秩序政策。而亞投行的成立，對于美國企業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壞事。美國企業可以在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發現屬于自己的機會。那么，奧巴馬當局明智的態度應該是怎么樣的呢？那就是積極支持英國等盟友國家的參與，美國政府也積極參與，將亞投行建設成為一個真正高標準和高效率兼具的多邊開放性金融機構，規避和減少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各種金融風險，在蓬勃健康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為本國企業獲取更多的發展機遇。（光明網記者劉暢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