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學術流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分析把“世界體系”作為分析單位，國家被看作是世界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沃勒斯坦批評“歐洲中心論”，直言“社會主義世界體系”極可能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未來的替代者并預言中國從1978年加入世界體系邊緣區之后，目前正邁向核心區。對沃勒斯坦的思想和觀點怎么看？請看本期“學海觀潮”。
對話人
王正毅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錢乘旦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路愛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吳苑華 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對現存西方社會科學傳統的抗議”
王正毅：沃勒斯坦不認同社會科學分學科各自為戰的研究方法，如將其分割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他希望建立一門統一的歷史社會科學，它研究的應該是一個東西。他曾于1994—1995年主持一個博士后研究項目“國家、市場與社會：不同的邏輯還是同一個領域”，在全球招收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我有幸與來自德國、波蘭、土耳其和印度的四位博士成為這個項目的成員。這個項目的主要目的是對19世紀后半葉以后形成的、并在20世紀60年代得以強化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分離的狀態進行研究，以便建立一種單一的歷史社會科學。我們的成果于1998年發表在他主編的雜志《評論》上，同時，沃勒斯坦本人出版了《開放社會科學》，詳盡地闡述了他的主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關于脫離殖民體系后的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成為西方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由此而產生了各種現代化理論，這些現代化理論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發展的經驗，就可以達到發展的目的。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這些現代化理論及發展理論受到了現實的強烈挑戰。（1）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反對霸權、反對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成為時代潮流。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政治、經濟和知識結構上受到強烈挑戰，發展中國家不再以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和說教為圭臬。（2）不同形式的經濟一體化開始在局部地區出現，如歐洲經濟共同體、東南亞國家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大有發展趨勢。這種國家之間的聯合以及共同發展的趨勢，對60年代提出的以單一國家為研究單位的各種發展理論提出了有力挑戰。（3）在冷戰格局下，任何國家的發展和安全都難以離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對立。（4）南北差距擴大，任何國家的發展不是一國之事，每一個國家都處于世界這個整體之中。窮國愈窮，富國愈富，說明存在剩余勞動從前者向后者的長期轉移。
在這種背景下，先后出現了著名的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這些理論強調，發展并非單個國家行為，而是區域行為或世界行為，發展問題應該被納入區域體系、世界體系中進行系統分析。依附論主要源于拉丁美洲的學者和拉丁美洲的發展經驗。在依附論者看來，盡管拉丁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政治上脫離了歐洲殖民體系，但在經濟上達到真正的獨立是非常困難的，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無法脫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區和邊緣區這種結構。作為資本主義邊緣區的拉丁美洲要想發展，只能依附核心區進而在邊緣區發展資本主義。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分析借鑒了三種研究方法，一種是康德拉杰耶夫長周期的理論，一種是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再加上年鑒學派的長時段、大范圍的研究。
路愛國：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分析非常不同于所謂的“國際關系理論”。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世界體系分析所探索的范圍遠遠超過“國際關系”，它力圖了解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體系如何運作，包括世界體系的經濟結構、政治框架、文化環境等，并把所有這些方面視為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整體。世界體系分析假定國家主要依據它們本身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行事，在這個意義上，它當然是“現實主義的”。世界體系分析假定它只是在結構上對現代世界歷史發展過程的反映，而不是某些先驗的真理，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建構主義的”。世界體系分析認為，自由主義是在現代世界體系內構建起來的特有的意識形態——它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都支配著世界體系的地緣文化，但現在已經失去了其無可置疑的主導地位。
從誕生之日起，世界體系分析就旗幟鮮明地批判西方社會科學的傳統，并把批評矛頭指向兩個基本前提。第一，世界體系分析反對任何理由的史與論的分家。第二，世界體系分析反對西方社會科學傳統的學科分類和學科設置。世界體系分析建構的基本框架意味著，再也沒有既可以從世界范圍看問題，又可以從一國范圍看問題，二者皆為合理的范式；也沒有此時此事從世界范圍看問題，彼時彼事從民族國家看問題，這樣“靈活運用”的余地。
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分析不是關于社會歷史的一般理論，而是對現存西方社會科學傳統的一種抗議。就試圖替代這一傳統的世界體系分析來說，它還遠遠沒有完成。但是，世界體系分析是建立史論一體的歷史社會科學的嘗試，無論它本身存在多少不完善的地方，這一嘗試對傳統的“歷史—理論”框架的突破與創新，很可能代表了社會科學發展的方向。正是在這一點上，世界體系分析對我國的經濟史研究，甚至對整個社會科學都具有啟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