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科學逐漸擺脫神學的束縛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方面，西方基督教對科學產生過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抑制過科學的進步。科學是如何在這樣一種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獨立的發展的？

　　劉孝廷：是的，宗教與科學的互動主要表現為歐洲文化的自我分娩或掙脫過程。經過中世紀一千多年，宗教已經成為歐洲的文化傳統，但科學是具有擴張性的內生事物，二者之間的協調需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

　　蔡仲：在方法論層面上，中世紀之后科學開始與基督教神學分道揚鑣。為了避免同經院哲學的沖突，伽利略首先對“自然的數學”的本性作了一種自己的宗教解釋：上帝把嚴格的數學必然性注入自然后，就通過自然，創造出人類的理解力，隨后退出自然的舞臺，讓人類的理解力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后，可以探尋出一點自然的秘密。伽利略大膽地宣稱，應按照科學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神學的方法去解釋自然。用默頓的話來說，這就是科學家的天職。為此，伽利略把科學研究限制在描述事物是“怎么樣”運動的數學關系上，至于這一數學關系后面的“為什么”的神秘原因，卻交給神學用圣經去解釋。這是從自然主義的方法論角度實現了科學與神學最初的分界。上帝被請到自然科學的后臺。這是近代自然科學邁出的關鍵的、最困難的一步，從此，科學脫離神學的束縛，這是近代自然科學的獨立宣言。

　　習五一：中世紀科學與宗教相容情況下的科學領域，常常是局限于對一些具體的、局部的問題進行研究，而不涉及自然界的起源、人類的起源等基本前沿問題或終極探索等。當用宗教理念無法解釋新的科學發現時，科學家就會被視為異端或無神論者遭到迫害。貝倫布盧姆一言以蔽之：“信仰是宗教的基礎，理性是科學的根本原理。當信仰受到錯誤推理的人為支撐時，或當理性受到信仰不合理的約束時，混沌和混亂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宗教方面對科學領域的干涉、教會反對伽利略和達爾文的斗爭就是如此。伽利略的研究成果使哥白尼的“日心說”得到證明。他熱情傳播新天文學的思想，把“日心說”從大學擴展到公共場所，因而招來了敵意和猜忌。1616年，他受到羅馬教皇和紅衣主教宗教法庭審判官的斥責，被警告不要侵犯神圣的領域，天體的運行在圣經中有所涉及，這些應當留給基督教的權貴們去處理。正如愛因斯坦所指出的：宗教領域同科學領域之間沖突的主要來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這個概念。這種象征性的內容，可能會同科學發生沖突。只要宗教的這套觀念包含著它對那些原來屬于科學領域的論題所作的一成不變的教條式陳述，這種沖突就一定會發生。由此可見，伽利略科學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自己深厚的科學素養，敢于尊重科學事實，在科學研究中堅定地摒棄宗教信條，因此才能在科學上取得突破和進展。從這一點上來說，伽利略確實是一個“叛教者”。

　　“創世科學”是不科學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事實上，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是達爾文進化論的誕生對西方有神論的宗教文化造成很大沖擊。從19世紀到20世紀，西方科學與宗教時常有類似沖突發生。

　　習五一：近代自然科學在各個領域——天文、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別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達爾文的進化論與其他科學理論所引發的科學革命不同，其影響超出了自然科學領域，引發了一場思想革命。達爾文的理論主要體現在《物種起源》（1859）和《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1871）兩部著作中。其核心思想是：所有的物種，包括人類，都經歷了漫長而復雜的生物進化過程。達爾文的理論——自然選擇導致進化的原理和人類的起源，成為現代科學的重要支柱之一。進化論否定了人和生物是上帝創造的。基督教的神創論遭遇達爾文進化論的嚴峻挑戰。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的：“在科學的猛攻之下，一個又一個部隊放下了武器，一個又一個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無限的領域都被科學所征服，而且沒有給造物主留下一點立足之地。”當代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持續地向宗教神學發起挑戰，引起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波瀾。達爾文的進化論至今仍是宗教保守勢力攻擊的主要目標。歷史進程和現實情況都表明，宗教是不會放棄對擊中其要害的科學理論發難的。如今，甚囂塵上的“智能設計論”正是“上帝創世說”的現代翻版。1987年以來，美國發現研究所提出“智能設計論”，向生物進化論發起挑戰。他們認為，世間各種生物構造如此奇妙，必然是在超級智能設計下產生的，而并非經過自然選擇的進化產物。1991年，菲利普·約翰遜的《審判達爾文》一書出版，標志著“智能設計論”正式向進化論發起挑戰。

　　劉孝廷：在當代，科學與宗教的嚴肅的學理爭論主要體現在智能設計論或創造論與進化論之間，可看作是科學與宗教爭論的新形態。智能設計論的前身就是中世紀以來的自然神學，但當科學興盛以后，智能設計論由于其自身的宗教性而愈益顯得與科學不適應而捉襟見肘、應付不暇。比較典型的是號稱“世紀審判”的1982年美國“創世科學”案。當時，聯邦法官奧佛斯通主要依賴于原告方生物學學者魯斯的證詞，宣判了1981年3月阿肯色州參眾兩院通過的“平衡對待創世科學與進化科學”議案（也稱“590法案”）中的“創世科學”不是科學。這場判決通過媒體傳播，影響巨大。于是，1983年前后圍繞這一案件在科學哲學家中也引發了一場有關法官奧佛斯通判決的證據合法性的問題之爭。一般說來，科學哲學家們都認為創世論不是科學，但卻各有不同的理由。其中，拉里·勞丹的觀點反映了多數人的意見，他認為由法官奧佛斯通推翻的“平等對待”法案，其判決基本是正確的。

　　蔡仲：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創世科學”或“智能設計論”本質上反映出宗教在當下社會中的一種困境。表面上來看，它披上了科學的外衣，目的是為了清除創世論進入公立中學的法律障礙。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是為了使其在科學化的理性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何進入科學的話語，這一直是宗教感到棘手的主要問題，因為主流的科學哲學已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劃了一條明確的界線——意義的實證原則。隨著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出現，特別是隨后出現的科學哲學的“后現代轉向”，一些人把目光轉向社會語境，轉向科學共同體中的政治本性與文化傳統，把科學視為對范式的權力，而不是對自然的反映。“創世科學”正是利用這種后現代資源對科學進行解構，把科學視為對圣經或相關宗教團體的宗教信念的直接反映。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菲利普·約翰遜在《審判達爾文》一書中，聲稱庫恩的范式理論為其“審判達爾文”提供了哲學的辯護工具，因為庫恩之后的科學哲學已經切斷了這種科學與自然之間的真理關聯。從結果上來看，這種解構無疑是相當有害的，它使科學與宗教可能處于長期的無休止的沖突之中，不僅會危害到科學事業的發展，還會危及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因此激起眾多科學家、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宗教學家，甚至神學家與神職人員（當然出于不同的目的）的強烈抨擊。事實上，當把科學附屬于范式、附屬于宗教傳統時，科學與其他文化之間的界線就會完全消失，結果是科學也就不會成為科學。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反對所謂的“創世科學”，因為，在當下社會，正是在后現代主義對科學與現代性的詆毀中，伴隨著對“地方性知識”的毫無批判性的鼓吹，為非理性與反科學思潮的泛濫提供了溫床。否認宗教與科學、意識形態與知識的界線，必然會導致宗教甚至迷信與神話披上科學的外衣，從而打開反科學和偽科學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