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系統考察科學與宗教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考察西方歷史上科學與基督教之間的沖突以及相關研究,給我們處理當代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帶來怎樣的啟示?
習五一:關于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眾說紛紜,可以概括為四種觀點:其一,二者是協調一致的、和諧的;其二,二者是矛盾對立的、相互沖突的;其三,二者是毫不相干的、非沖突的;其四,二者既有區別又相互聯系。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科學與宗教的關系應從現實社會關系中尋找原因。事實是,它們在歷史上有過相安無事的時期,也存在過勢不兩立的斗爭。兩者涉及領域有差異,關系十分復雜,有時可以相安無事,然而在認識論與世界觀上,兩者有本質的差異,又難免會發生沖突。當科學與宗教沒有明顯沖突時,信仰宗教的科學家在科學方面能取得成就,是因為宗教教條對科學活動沒有多大影響,科學家在自身實踐中,堅持著科學精神并運用科學方法,因此才得以成功。總而言之,科學家在科研活動中受宗教教條影響越少,他們能取得的科研成果就越多。西方中世紀宗教對世俗權力的控制,使得科學不得不依附于宗教取得自己的發展,但實際上科學有自身獨立的發展規律。中世紀政教合一的社會結構,導致在世界觀、知識論方面迥異于宗教思維方式的科學受到宗教的打壓。馬克思從批判宗教走向批判社會,提出“只有消滅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狹隘性”。在近現代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運動的推動下,歐洲實現政教分離,確立現代國家制度,為科學的發展創造了寬松自由的環境。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國家對人民“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同時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這里既包括信教自由,也包括不信教的自由。我們仍然應該倡導理性的科學,免于受宗教的干涉,并繼續為人文科學的發展提供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基礎;推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宗教現象。
安維復:在20世紀出現了科學與宗教之間關系問題的沖突或討論,從相關文獻看,20世紀學界對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問題,主要有“沖突論”、“相關說”和“歷史觀點”等。這種爭論的實質主要源自方法論的不同進路。一般而論,持邏輯經驗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立場的學者往往持有沖突論的觀點,而持有相對主義立場的學者更看重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相容關系,其他立場往往介于二者之間。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沖突也好,和諧也好,都是一個歷史的漸進過程。邏輯經驗主義夸大二者的對立是對思想史的無視,而相對主義往往拘泥于歷史的某一片段也不可取。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從中世紀走到現代,基本上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言,對于人類個體及其整個社會或民族而言,科學技術具有“生產力功能”以及“人類解放的力量”,但是我們必須提防缺失精神生活的“單面思維”、“單面人格”和“單面社會”,任何有利于維系并積極營造發自內心的和諧以及馬克思、帕森斯等所說的“健全的社會結構”或“和諧社會”的社會存在都有其歷史合理性。唯物史觀告訴我們,處理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應尊重事物發展規律。在當前歷史階段,科學并不能直接消除宗教,宗教消亡是一個歷史過程。那種想急功近利地廢除宗教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劉孝廷:人類已經走過了宗教時代,也就是宗教引領的時代,而進入科學引領的時代。這種判斷整體上是正確的,指出社會發展主導要素變了。但由此也應看到,科學與宗教如同人類文化中的其他任何因素一樣,并不只是一種時間上的替代關系,也有空間上的并存關系。關于科學與宗教的問題盡可以在思維方式和體驗認知等層面上展開討論,這是非常有益的。若涉及二者在歷史上的關系,則至少不能忽略其背后的“第三者”——社會系統,這是一個更大的存在。古代社會關系簡單,彼此的主從關系容易顯得十分對立,現代社會內容更豐富、空間更廣大,已經遠不止是科學與宗教兩個要素,它們都可以成為社會系統建設的積極力量。近年來,科學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而宗教更多地代表正在逝去的傳統,我們在討論科學與宗教的關系時必須時刻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鑒于中國社會的傳統,短期內也不會看到類似西方那樣的科學與宗教之爭,但某些具有原始宗教迷信性質的現象還需要科學去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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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宗教的論爭
歐洲中世紀社會的宗教,在意識形態方面產生著重要的作用。這些國家的人們大多以耶穌基督為救世主,以圣經為主要信仰依據,以人的理性思想為基礎,建構了著名的上帝存在本體論的論證,并在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領域產生著重要作用。
近代西方的經濟發展依托于自然科學的發展而進行,故其與社會政治間的沖突,也往往以自然科學與宗教思想間的矛盾、沖突反映出來。于是,看似無關的科學與宗教間的沖突,也以其備受關注的形式,出現于社會之中。這樣的沖突以當時的三次大論爭為標志,它們分別為:1.哥白尼“日心說”與“創世說”之爭;2.牛頓和自然神論之爭;3.達爾文進化論與持續創造之爭。
哥白尼的主要觀點是“日心說”,它認為地球是個時刻在運動的球體,太陽是宇宙的中心,行星圍繞太陽在轉。哥白尼在其《天體運行論》中批判了于基督教義中占權威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說”理論,科學地闡明了天體運行的現象,從而對基督教上帝創造一切的說法有所否定。同時,他的學說也促成了天文學的變革,使近代天文學的體系構建在此基礎上進行,并由此開創了西方自然科學一個新的時代。
牛頓證明了萬有引力定律,構建了完整而嚴密的經典力學體系,將天體力學與地上的物體力學統一起來,實現了物理學史上的第一次大綜合。他證明了地上的規律與天上的運動規律是統一的,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基督教關于“天堂”與“地獄”的說教。
達爾文于1859年發表了《物種起源》,提出自然界生物的進化,在生物學意義上全是靠自然選擇、優勝劣汰和生存競爭。1871年,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進一步確立了生物進化論在科學中的地位。他否定了上帝創造說,認為人和低等動物從生物學的起源來講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這些觀點直接沖擊與批評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上帝創世說,同時也使“原罪說”、“贖罪說”失去了意義。上帝“目的論”也被推翻了,因為生物的適應性不是上帝有目的的創造或設計,而是自然界對物體變異進行有利選擇的結果。
(摘編自潘德榮、童世駿、付長珍《六十年哲學的反思與六十年的哲學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本報記者吳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