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茹

　　習近平主席在去年11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此后，王毅外長在“2014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上發表演講，將“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列為2014年中國外交理念的創新成果之一，稱冷戰結束后，中國“開始探索走出一條結伴而不結盟的新路”，“已同67個國家、5個地區或區域組織建立了72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關系，基本覆蓋了世界上主要國家和重要地區”。筆者認為，構建伙伴關系網、“結伴不結盟”是對中國不結盟政策所做的一次重要調整，既堅持了不結盟的原則，又根據形勢需要，注重提高伙伴關系的質與量，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政策的新發展，體現了中國外交的與時俱進。

　　結盟還是不結盟——中國外交政策大辯論的議題之一

　　不結盟是中國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外交政策。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宣示“決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強調“真正的不結盟”。這是中國從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夾縫中求發展、維護獨立自主所做的選擇，也是對同蘇聯結盟政策進行調整與反思的結果。

　　冷戰結束后，中國繼續奉行不結盟政策。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宣示，“中國不同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1997年十五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同盟，無助于維護和平、保障安全”，中國“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不屈從于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不搞軍事集團”。2011年9月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重申，中國“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異同決定國家關系的親疏”。中國一貫反對美國在亞太強化軍事同盟，反對美日、美韓等同盟針對第三方。2012年2月，習近平副主席(時任)在出訪美國前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書面采訪時指出，“當前亞太國家最關心的是保持經濟繁榮、維護經濟增長和區域合作勢頭。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發展之際，人為地突出軍事安全議程，刻意加強軍事部署、強化軍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區絕大多數國家希望看到的”。從冷戰后中國一系列官方表態看出，結盟被視為“冷戰思維”、“舊安全觀”，增加了軍事對抗和沖突的可能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中國國際影響力提升，民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上升，對中國外交產生了更高期待。同時，中國海外利益不斷拓展，與外部世界的摩擦碰撞有所增多，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入新階段。在此背景下，從變化的實力地位出發、調整中國外交政策的呼聲出現，專家學者圍繞“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不干涉內政原則”，“大國責任論”，“不當頭”、“不結盟”等中國外交基本方針原則展開大辯論。

　　主張結盟論者提出，應破除對結盟的認識誤區。結盟是國家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工具之一，不應自動放棄這一選項；結盟并非“冷戰思維”，結盟行為古已有之，并非美蘇陣營對抗的產物；結盟是實現力量平衡的手段，與是否發生戰爭并無直接關聯；結盟與國家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性質沒有關系，只要利益一致就可以結盟。主張結盟論者提出，中國實行的不結盟政策不足以維護國家利益，原因如下：一是只有結盟，才能實現真正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只是經濟上的崛起，為實現軍事崛起，需要與周邊國家建立安全同盟，為其提供安全保障，消除周邊國家的不安全感，防止其倒向美國。二是只有結盟，才有“鐵桿朋友”。沒有盟友的大國是“孤獨的大國”。不結盟意味著不結交最可靠的朋友，沒有可靠的朋友，遇到困難我們無人可以依靠。三是結盟是應對美國軍事進逼的選擇。當前，美國進一步強化亞太同盟體系，繼續追求軍事優勢，中國單打獨斗不可能在與美國的較量中取勝。

　　主張不結盟論者則認為，冷戰后“敵友”界限相對模糊，結盟的重要性下降；全球化深入發展，綜合國力競爭凸顯，軍事力量的重要性相對下降。總體來說，結盟對中國弊大于利：一是惡化中國的安全環境。如果中國采取結盟政策，一些國家或國家集團為抵御不利影響，很可能尋求與其他國家結盟或強化同盟關系，引發局勢緊張。結盟將招致美國對中國施加更大的軍事壓力。二是結盟超出中國能力。目前可供中國選擇的結盟對象大多是小國，而且是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結盟會讓中國背上沉重的包袱，成本大于收益。

　　結盟與不結盟的論爭既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爭鳴，涉及如何看待國家間關系的性質問題，國家間關系是單純的敵友關系，還是非敵非友、亦敵亦友的關系？如何看待軍事因素在國家實力中的地位？如何看待軍事同盟的作用？如何看待中國面臨的戰略安全環境？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入新階段之際，主張結盟論者提出了中國需要結交“鐵桿朋友”的問題，這對于推動中國外交理論創新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