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設計一個物質和精神層面平衡的官場秩序體系

　　改革不是免費的午餐，改革必然產生新問題，這就是學術上所講的改革成本。在我看來，官場也是一個新常態，常態分為兩種：一種是可預期的常態。公眾所希望看到的常態，有完整法治秩序，干部有所作為，能夠正確處理好經濟、社會、人民間的各種關系，能夠正確處理好上下級關系等；另一種是未預期到的改革常態。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后，一些官員認為搞改革很麻煩，害怕犯錯誤，不作為的現象層出不窮，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常態。

　　官員不作為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世界很多國家都面臨這一艱巨的問題。里根和撒切爾改革將政府功能下放給市場和社會時，官員也普遍存在該類問題。所以說官場秩序建設是一個很大的學術課題，更可以說是政治任務。

　　中國以往更多的是通過黨的激勵、道德激勵來進行權力約束，現在上升到要通過法治建設來約束，但僅靠這些還不行。在不同的制度、不同經濟文化條件下，中國需要設計一套符合中國特色的官場秩序。沒有一個模式是完美的，如果將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放在中國，那是行不通的。

　　中國需要設計一個物質和精神層面平衡的官場秩序體系，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在設計官場新秩序的同時，既要保持物質激勵，也要提高道德約束；不能光講道德，也不能光靠物質激勵。任何國家都要在這兩方面對官場秩序進行調整，以達到相對的平衡。因此，官場秩序要在法治的制約之下，還要靠德治（為人民服務）來約束。在物質方面，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來隨時衡量、調整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從古至今，中國人過于強調道德，但實際上如果僅靠勤奮努力的工作，而不能有體面的生活、不能養家糊口，難免會出現潛規則、腐敗等現象。

　　中央政府下放的權力，地方政府如何承接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廣西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官員不作為，簡政放權不能“自由落體”。這就要求要有人來承接放下來的權力。那么，如何讓地方政府有動力來承接好這些下放的權力呢？

　　對此，首先要考察權力的現狀，要考察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承接權力。第二是如何放權，下放的權力是否能有效的運作也必須認真考察，許多接權的人沒有能力來運作。所以說，放權不是說放就放，要看細節、要看真正放了多少、好的權力是否真正下放。如果權力的含金量、含權量過低，接權的人也是沒有動力來承接的。第三要厘清權力的歸屬，到底什么樣的權力屬于什么樣的級別和部門。有些權力放在不當的地方，就會導致官員閑置，而公眾則享受不到權力帶來的便捷，整個體制就運作不起來。所以說權力歸屬問題必須要弄清楚，放權必須要有權力下放。第四，中國的法律體系需要清理完善。目前，中國的法律密度太高，必須要清理不合時宜的舊法，明確權力歸屬。改革就要觸動現在的法律體系，但是改革又要以新的法律體系為依據。所以說清理舊的法律比新的法律更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有很多新的法律，與舊法之間存在一些矛盾。筆者希望 2015年很多不合時宜的法律能夠盡快清理。

　　現在有一種說法是把權力下放到社會中去。然而，中國的社會組織還未成長起來，社會組織承接不起下放的權力；也有一種說法是向市場放權。應該看到中國的市場還處在發育過程當中，地方政府和社會也都處在發育過程中，政府和市場還未建立起合理的聯系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