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科院法學所　吳峻

　　4月11日，義烏小商品城旗下的“義烏購”推出的“義品牌”正式上線。義烏被稱作“世界超市”，經營商位7.5萬個、商品180多萬種。基于實體與電商、線上與線下聯動發展的“互聯網+”理念，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的電商平臺——“義烏購”積極探索專業實體市場電商發展新模式。“義品牌”將成為“義烏購”實體+電商、虛實結合的紐帶，致力于搭建中國制造的“品牌孵化器”平臺。

　　●互聯網的最重大經濟意義，在于對每一個非主流供給及需求的尊重與滿足。每一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總能找到自己的供給方，每一個聲音都有屬于自己的回聲，個人權利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它釋放了可以釋放的潛力，和傳統的渠道一起，推動經濟飛奔向前。

　　●只有依據法律制度確立互聯網總體監管架構，才可以向公眾及產業提供一種關于互聯網的確定性和信任。沒有對監管制度的信任，就無法指望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的積極推動作用。

　　●互聯網繞不開傳統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也就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法、民法等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但是，互聯網也需要對其特殊問題進行規制的法律，如電子簽名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電子商務法、電信法等法律的出臺或完善。

　　互聯網對法律制度究竟有什么影響？對此的討論一直在進行。“互聯網+”的提出表明，各界對互聯網的經濟推動力有很大的期待。但是，我們憑什么信任互聯網？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對法律制度的影響程度到底如何？互聯網產業及相關社會互動模式對政府的政策選擇會帶來怎樣的空間？這都是是必須明確的問題。

　　互聯網擴張了個人權利釋放了新的潛力

　　消費者及信息受眾在傳統的商品、服務渠道獲取產品或服務時，總會有一個中心服務商（超市、傳統媒體等）根據自己的標準和對公眾興趣的把握而提供產品和服務。這種傳統模式一方面制約著產品和服務實際提供者，產品和服務的實際提供者必須根據中心服務商的標準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另一方面，一般消費者及信息受眾的需求可滿足極限就是中心服務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對于超出部分，市場無法提供。

　　互聯網削弱了個人對諸如超市、集市及報刊等傳統渠道的依賴，可以直接面向交易對象或公眾，這就使得個體進入一項法律關系的成本大為降低。無論是開設網店、在社交網站處理個人閑置用品，還是發布博客和微博，都增加了自我選擇的機會，打破了傳統集成服務模式的壟斷地位——這是任何反壟斷法及競爭法都做不到的。由此，只要有某項需求，通過互聯網，總會發現某項供給滿足這一需求。互聯網在產品和服務領域，開始扮演解放者的角色。

　　可以看出，互聯網的最重大意義不在于其對主流產品和服務的追捧——雖然互聯網的確進一步促進了主流產品、服務乃至其上所傳遞文化信息的流行，而在于其對每一個非主流供給及需求的尊重與滿足。傳統模式所壓抑的需求及供給由此也得到了釋放，個人權利的提出和實現的成本似乎都大大降低。每一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總能找到自己的供給方，每一個聲音都有屬于自己的回聲，每一個想法都能沿著網絡得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支撐。這樣，在經濟層面，個人權利就得到了極大的擴張。

　　可以說，在經濟而言，互聯網的這種發展趨勢釋放了可以釋放的所有潛力，并和傳統的渠道一起，推動經濟飛奔向前。在一個經濟體進入“新常態”之時，對互聯網的強調顯示了對新發展的渴望和對潛在經濟潛力的吁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