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治理結構中，媒介作為黨和政府重要的執政資源，以其專業屬性所形成的的公信力、傳播力、影響力、引導力，發揮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公共治理中獨特的角色作用。
作者：湖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胡遠珍
當前，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期、改革的攻堅期、矛盾叢生的風險期，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執政興國的重大戰略舉措。國家治理體系正在由“全能型政府”向“一體多元”轉變，形成政府主導、多元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社會公共治理體系。在這種新型治理格局中，媒介作為重要的社會治理主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媒介在社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
在國家新型治理理念框架中，面臨的核心議題是如何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媒介作為重要的社會公共治理主體，在當下治理問題呈現多重性、復雜性、疊加性、風險性的情況下，其主體地位越發重要。
媒介是制度建設的推動者和參與者。社會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標就是對公共權力有效約束，要求擁有公共權力的各級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共安全和秩序，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完善和創新社會公共治理機制，而媒介擁有整合社會各種資源、進行社會廣泛動員以及集體行動的能力。一方面可為政府進行制度建設和機制創新提供依據，當好參謀；另一方面也擁有為各方社會利益主體提供協商、對話、表達溝通的平臺，成為社會公共治理創新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媒介是社會主體意識的啟蒙者和動員者。長期以來，在“全能型政府”的主導下，社會力量發展微弱，其主體意識也受到抑制。公共治理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特別是社會公眾積極廣泛的參與，這就需要媒介通過組織動員、思想啟蒙、引領示范的強大傳播功能，不斷培育和激發社會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首先是以理性精神正確看待和認識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其次是以法制規則意識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明確其責、權、利的邊界；再其次是具有進行政治參與、社會參與的意識和能力，使社會各方力量能夠在重大社會關切方面形成社會共識，承擔好公共治理的責任和義務。
媒介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宣傳者和監督者。在社會公共治理中，多方合作共治的主要方面就是公共政策的科學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涉及社會不同的利益主體及利益關系，涉及公共資源合理有效的配置，涉及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與增值等。當維護公共利益的政策出臺后，媒介會自覺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方式向社會各界進行廣泛宣傳和解讀；當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公開的制定程序、過程，又違背了正當的公共利益時，媒介會履行社會輿論監督的職責，進行有效的社會監督。事實上，當下的中國社會，在各級政府高調宣稱要打造現代服務型、法治型政府時，其公共政策的出臺與執行確實是衡量政府是否有效的“試金石”，也迫切需要媒介的有效監督，倒逼各級政府加快自我改革與自我治理的步伐。
媒介在社會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在國家治理結構中，媒介作為黨和政府重要的執政資源，以其專業屬性所形成的的公信力、傳播力、影響力、引導力，發揮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公共治理中獨特的角色作用。
發揮媒介作為信息生產與傳播的現代信息“集散地”的平臺作用，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提供信息交流、信息認知、信息管理、信息決策。一個不斷發展的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也是一個“信息流動”的社會。社會管理的不斷創新，依賴于對社會信息的收集和監測，并作為社會調節和社會治理的路徑選擇。如河南籍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被媒體報道后，將張海超個人遭際的困境上升到群體的困境，使個人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暴露了我國職業病防治體制之弊，也推動了《職業病防治法》的重新修訂。
發揮媒介在“協商式政治與民主”中的對話和協調作用。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倡導多黨合作、對話、協調的民主機制。在現代公共治理理念下，政府的權力由“政治場域”向“社會生活場域”下移，形成了與社會各方力量通過“對話協商、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方式，以達“善政”、“善治”的目的。媒介通過對社會各方利益主體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維護，建立了多元利益協商、表達的“公共信息平臺”和“公共話語空間”。媒介能夠吸納、整合社會各界“多種聲音”向政府積極建言獻策，提出有效治理方案；能夠作為社會民意的代言人，為社會公眾提供合法、有序的參政與議政的溝通渠道，進行理性的表達與利益訴求。如武漢電視臺的“電視問政”，既是對政府治理工作的公開化與社會化，也是媒介為民眾創設了與政府平等對話、互動交流的傳播機制及表達、問責的溝通平臺，起到了“社會瞭望”、“社會監督”的作用。而網絡反腐、微博問政，也已成為推進中國社會政治民主進程的重要手段。
發揮媒介作為精神文化和思想輿論引領者的作用，主導多元思想，傳播主流價值，構筑精神高地，進行思想啟蒙，激發主體意識，凝聚社會共識。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著信仰迷失、道德滑坡、思想混亂、認同缺乏的問題。媒介作為文化思想的重要陣地，面對媒介格局與媒介輿論生態環境的深刻變化，必須牢牢掌握營造輿論環境的話語權，以媒介治理的開放性和媒介文化的包容性，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主旋律，同時也傳播豐富多彩、有益于人們身心健康的大眾文化。通過提供質優、高品味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對多種文化進行交融與整合，在精神層面型塑社會大眾的文化認同。近些年，媒介的“走基層”、“新聞調查”、“行進中國”、“尋找最美”、“公益行動”等都以報道的深度、思想的銳度、影響的廣度、情感的溫度，成為媒介社會公共治理的獨特景觀，體現了媒介在思想文化引領、社會輿論引導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