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　李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學實現了快速發展。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由此開啟了中國社會學的恢復與重建進程，迎來了社會學發展的春天。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學界越來越認識到，社會學學科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

　　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

　　30多年前，社會學的恢復重建是從學習國外知識開始的。正如鄧小平同志當年指出的：“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后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說）比外國落后了。”所以，恢復重建之初的社會學學科與其他一些學科一樣都是“舶來品”，是拿來主義，引入了西方社會學的一些理論、方法和概念體系。諸如社會化、社會互動、社會角色、社會分層、社會網絡，當年聽起來都很新鮮，引起了我國學者的極大興趣。然而，經過探索與驗證，我們逐漸發現，社會學的概念、理論是對社會現象、社會行為、社會生活的總結概括，因此，以我國社會生活為基礎，提煉出解讀與指導我國改革與發展的概念、理論、方法，才是中國社會學界最重要的任務。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30多年來，中國社會學界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探索社會學的本土化。

　　比較我國的實證“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可以發現，社會學本土化特征最為突出，這顯然與老一代社會學家在恢復重建時的引領作用密切相關。老一代社會學家歷來重視本土化，比如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著作都是社會學本土化的經典之作。由此可以看出學科建設中領軍人物的重要性。重建后的中國社會學發展比較順利，費孝通、雷潔瓊等領軍學者的貢獻功不可沒。

　　中國社會學強調本土化，與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密不可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遷，促使社會學者必須應對叢生的社會問題。在農村，人民公社解體，新的社會組織生成，產業與職業結構巨變，數以億計的農民外出務工，新型農村社區迅猛發展；在城市，單位體制、就業體制、住房體制、醫療體制、養老體制全方位變革。超過13億人口的超巨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面對諸多現實問題，中國社會學開拓了眾多新的研究領域，在探索理論解釋與社會對策中形成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特征。

　　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特征，還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在我國被稱作“文科”的所有學科中，社會學是最重視社會調查研究的。社會調查研究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學習社會學的學生必須完成實地調研。社會學的論文絕大部分都是在實地調研（田野調查）基礎上完成的，如果僅僅憑借文獻分析，很難拿到社會學學位。正是在大量一手數據、案例分析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學的本土化特征。

　　30多年來，中國社會學家的調查研究大大促進了社會調查研究理論與方法建設。我國社會的特點是人口規模巨大、疆域遼闊，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差異較大，社會各個群體構成極其復雜。這給社會調查研究提出了巨大難題。同時，隨著城鎮化步伐加快，大規模人口流動成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數以億計的勞動者、農民工長距離遷徙。在比較穩定的社會中，調查研究的抽樣框架也大體穩定；而在我國這樣人口超常流動的情況下，每一次制定抽樣框架都是難題。所以，中國社會學界探索了多種調查方法，探索怎樣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有代表性的樣本。近來，網絡大數據成為新事物。社會學家正在思考如何改革費時費力的傳統調查方法，如何從記錄人們行為軌跡的大數據中探索社會關系、社會互動。創新社會分析方法，也是社會學面臨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