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貴的支農資源自上而下轉移常面臨“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
主持人：在我們這個農民仍占主體地位的國家里，農村基層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前，農村基層組織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賀雪峰：現在的許多基層組織沒有能力，基層治理缺少活力。有學者曾說，政府不僅要有辦大事的能力，而且關鍵要有辦小事的能力。問題是，小事很瑣碎，且小事很復雜，只是按自上而下的標準化要求來辦全國不同地區農村的小事，這樣的標準化要求就一定會鬧出很多荒唐的笑話。但是，如果不按標準化的要求向下轉移資源，而允許地方依據實際情況調整，地方就可能亂來，將國家寶貴的支農資源用到與農無關的地方去，拿去打造政績工程，甚至貪污掉了。這樣，在國家資源自上而下的轉移中，就面臨著“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
現在的資源下鄉體制缺少對農民的動員，缺少農民有效的參與。資源下鄉是在為農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是在做慈善，而沒有變成農民自己的事業，尤其沒有變成農民群體的事業。沒有對農民的動員，農民缺少參與渠道，農民在具體的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向村社組織求援，村社組織無力或不愿回應，農民就成為了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當然不可能有建設性的力量。
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和活力，需村社集體主動回應農民需求
主持人：該如何提升鄉村治理的能力和活力？如何讓國家、村社集體和農民都得到益處？
賀雪峰：在面對農民共同的生產生活困難時，村社集體的出場十分重要，因為村社集體是代表共同利益的。村社集體回應農民的需求，農民就會對村社集體有信任與支持。村社集體越是能夠回應農民的需求，農民就越是信任村社集體和支持村社集體，村社集體也就越是有能力。這是一個正反饋。
村社集體與農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需要有一個具體的通道，這個通道就是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來動員農民，讓農民參與，讓農民表達出自己的需求偏好，從而形成強大的農民的共同利益與意志，然后村社集體直面農民的需求，回應農民的問題，觸及農民的利益。當然，現在的問題是，許多村社缺少回應農民需求的基本資源。因為村社集體大多是空殼，甚至負債累累。
如果國家能將一些資源轉移進入村社，而不是全部通過具體項目下鄉，則村社集體就可能掌握一些公共資源，再通過動員起來的群眾和他們表達出來的訴求，形成自上而下的資源與農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在村莊層面的對接，這樣一種對接，因為可以解決農民共同的且強烈的生產生活中的困難，觸及到了農民真實的切身的利益，將爆發出巨大能量。這樣一種對接就是當前中國資源下鄉背景下基層治理的活力之源。
不同于村組和宗族的理事會的出現，也許是一種新趨勢
主持人：一號文件還指出，要“依靠農民和基層的智慧，通過村民議事會、監事會等，引導發揮村民民主協商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這也就意味著在村組之外，還可以有別的組織形式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作用。在鄉村治理實踐中，有哪些組織可以承擔起治理鄉村的重任？
林輝煌：在農村，除了村組組織，還可能會有宗族組織和一些興趣團體在關注和議論公共事務。目前，還有一些村莊自發成立了理事會，推動當地公共事務的開展。閩南地區的新村，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新村隸屬于某行政村，是閩南地區一個特殊的“自然村”。2014年，新村在不受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組建了自己的理事會，并力圖推動當地公共事務的開展。
主持人：這種理事會與村組有何不同？其構成人員都有哪些人？
林輝煌：目前理事會的成員有十幾人。理事會實行會員制，符合條件的村民都會被邀請加入，村民也可以主動要求加入理事會。什么樣的人會加入理事會呢？一般而言，加入理事會的人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對社區公共事務有較強的參與意愿，經常負責或協調紅白喜事，有一定的威信；二是有一定的家庭經濟基礎，生活水平處于中上水平，經濟不行的人，其影響力自然就低，而且他自己也不會有心思來參與公共事務；三是基本完成人生任務（指兒女均已成家），有較多空閑的時間。
新村理事會是自發形成并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一種社會組織。首先，理事會不同于村組組織。理事會是村民自發成立、獨立運行的，不同于行政化的村組組織。其次，理事會不同于宗族組織。理事會試圖管理的事項超越了家族的范圍，關注整個自然村的公共事務。最后，理事會也不同于興趣團體。興趣團體雖然也會議論公共事務，但是并不會積極參與其中。
主持人：既然已有村組組織，為什么還要成立理事會？如何看待這類理事會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作用？
林輝煌：一個完全原子化的社會是沒有能力來承擔公共事務的治理責任的，因為公共事務本身具有極強的外部性，不可能通過個人來完成。當然，社會的組織化有多種方式，最常見的是由國家建構的行政化組織。另外，也存在內生的社會組織，比如宗族組織。理事會介于兩者之間，既具有建構性，也具有一定的內生性。
在新村，行政化的村組組織相對渙散，而且公信力不足，與村民基本上沒有什么關聯。而移民社會也使得新村的宗族力量比較分散，無法形成籠罩性的權力結構。因此，在解決新的社會問題時，理事會這種中間形態的社會組織就顯得很有必要。
實際上，新村正是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個縮影。因而，自發生成、自我管理但不排斥行政權力的理事會的出現也許是大勢所趨，特別在經濟發展較快的農村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