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治理中發現并重視被邊緣化的人的作用

　　主持人：過去，正式行政、“半正式行政”，都傾向于精英治理，學術界的研究重點也是精英，但鄉村治理影響最多的是普通農村人。是否有必要在關注精英的同時，研究普通人的政治行為？

　　呂德文：學術界關于中國鄉村治理的研究具有非常明顯的“精英”傾向，學者們關注士紳、地方精英在鄉村治理中的關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鄉村治理中的主導階層命名的解釋范式：士紳模式、精英模式，缺乏對普通人的關注，他們被研究者邊緣化了。缺少對邊緣人群在政治變遷中的考察，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某種意義上，鄉村治理中的精英與普通人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之所以會有精英替代，是因為普通人群的崛起；而之所以有精英再生，是因為普通人群的固化。因此，比較合理的地方治理的解說方式是，應該在精英史觀之外，發現那些被邊緣化的人。或許沒有必要改變以精英為中心的敘事，但在觀察政治秩序變遷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從邊緣看中心的視角。

　　以精英為中心的地方治理敘事，往往著眼于正式或半正式的行政，但如果視角轉向邊緣人群的政治行為，就會發現還有隱蔽的鄉村治理實踐，而這個隱蔽的實踐空間或許是地方治理乃至國家政治變遷的策源地。

　　主持人：在近年來的社會轉型中，越來越多的邊緣人群崛起，這意味著什么？對鄉村治理有何影響？

　　呂德文：社會巨變時期總是伴隨著邊緣人群的崛起。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世紀之交的鄉村治理變革僅僅是一百多年前啟動的國家建設進程的延續，邊緣人群的重新崛起意味著國家建設遠未成功。然而，當前的鄉村治理變革具有全新的內涵，一方面邊緣人群崛起的廣度和深度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另一方面，鄉村治理秩序基本上保持了穩定。鄉村利益共同體尤其是項目制下的分利秩序吸納了絕大多數邊緣人群，表面上看基層治理變革并不成功，但實質上卻意味著國家治理的深刻轉型。

　　邊緣人群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基層治理實踐，還可以有效地進入國家治理領域。如果一定要賦予這一行為政治內涵，則在分利秩序下，邊緣人群傾向于更加積極打破基層治理領域的獨立性，更加積極地尋求進入國家治理領域。

　　當前，邊緣人群的崛起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意味著地方治理面臨巨大挑戰，有可能造成基層治理的內卷化，邊緣人群組成的食利集團通過侵蝕國家資源制造社會不公，帶來鄉村治理危機。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地方治理充滿活力，以至于基層治理開放成為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國家治理轉型仍在穩步推進。

　　法治依然是鄉村治理的薄弱環節

　　主持人：一號文件指出，“農村是法治建設相對薄弱的領域，必須加快完善農業農村法律體系，同步推進城鄉法治建設，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做好‘三農’工作”。當前農村法治建設面臨哪些問題？

　　陳柏峰：農村法治建設幾乎涵蓋了農村生產、生活、治理的方方面面，當前的重點和難點體現在基層政府依法行政存在缺失、村民自治制度未能有效運行、農村糾紛解決機制不夠健全三個方面。這分別關系到基層政府的行政如何展開、村莊組織的治理如何進行、農民個人的權益如何實現，農村法治建設中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這幾個方面的基礎上展開。這三個層面的重點和難點問題，表明農村法治建設是一個從上到下的系統性工作，需要統籌考慮。

　　主持人：需要以怎樣的舉措來應對這些問題？

　　陳柏峰：農村法治建設的這些重點和難點問題，都是長期存在的問題，而且很難在短期內完全解決，對此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具體來說，有三方面的因素需要予以重視。

　　第一，要正確處理好農村社會的不規則性與現代法治的規則化要求之間的張力問題。現代法治的核心特征是強調規則之治，要求普遍性地解決問題，但當前農村的現實情況還存在很大距離。農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中人們交往更為重視的是差序倫理、人情關系，強調的多是倫理道德、習俗習慣、樸素的正義準則，而非基于普遍性規則而形成的交往模式。在農村的基層治理工作中，往往要強調針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辦法，“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在糾紛解決中，糾紛產生于具體的村莊生活場域中，往往具有很強的“個案延伸性”，常常并不是依靠正式法律規則就能夠化解的，而是需要很多基于熟人社會而產生的“地方性知識”才能有效解決。

　　第二，要協調好農民法治觀念淡薄的現狀與現代法治化要求之間的互動關系。法治建設，不僅是體制機制的建設，還更關涉到人的觀念層次的轉變。在推動農村法治建設的過程中，要清醒認識到農村干部和群眾法治觀念不強的狀況在短期內難以完全轉變。這就需要耐心細致地做大量工作，也更需要時間來塑造人們符合法治的思想觀念、交往關系和行為方式。

　　第三，要為農村法治建設的推進夯實基層組織基礎。現代法治強調以正式法律規范和科層體系來推動法律實施，但應當清醒認識到當前我國農村法治建設不可能完全依靠正式法律規范和科層體系來推進。對此，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從農村實際出發，善于發揮鄉規民約的積極作用，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依靠農民和基層的智慧，通過村民議事會、監事會等，引導發揮村民民主協商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這是對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有關精神的進一步強調。

　　主持人：“基層工作很重要，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層既是產生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的“源頭”，也是協調利益關系和疏導社會矛盾的“茬口”。把基層基礎工作做扎實了，利益關系得到協調，思想情緒得以理順，社會發展中的不穩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時化解，各種矛盾沖突就能得到有效疏導，社會和諧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礎。

　　正因如此，我們黨和國家對鄉村治理問題高度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文件來探索解決鄉村治理難題的方法。鄉村治理的規范和完善，既需要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也需要地方的試點和創新，這是一個開放性探索的過程，當然也需要我們理論界、學界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