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傳統社會崇尚公、抑制私,但不能簡單地誤解為杜絕個人利益,否定個體欲望

　　自先秦開始,儒道墨法諸家對公私問題多有探討,盡管大都倡導“崇公抑私”,但各家對公私涵義的理解還是存在諸多差異。由于儒家思想在秦漢后成了主流官方意識形態,又和基層社會的“禮制秩序”相契合,因此和其他各家相比,儒家的公私觀念對中國人行為文化的影響最大。

　　雖然儒家整體上采取“崇公抑私”的立場,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崇之“公”與所抑之“私”的具體含義并不一致。

　　孔孟荀三位先秦儒家巨擘中除了孟子沒有明確講到公私問題外,孔子和荀子都講到公私問題,他們主要是從政治倫理的角度理解公和私,要求為政者公正公平地處理政務,不要被一己之私情和利益所左右。

　　儒家發展到宋明理學,內圣之學的分量完全壓倒了外王之學,理學諸子關于公私問題的探討也就超出了政治倫理的范圍,進入了日常道德領域,成為道德修養論或“功夫論”的重要一環。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都是從個人道德修養的角度討論公私問題,基本立場都是崇公抑私,其含義不外乎要求個人的思想行為做到克己復禮。

　　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人對理學進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在公私問題提出了很多為“私”、“欲”、“愛”正名的思想,其中以顧炎武最為突出,他說:“人之有私,固情之不能免矣。”又說:“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還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可以看出,顧炎武等人主要從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角度理解公私問題,與前述宋明諸子已經有了很大不同。

　　儒家關于公私問題的討論主要經過了上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關于公私含義的理解并不相同。從社會影響來看,宋明理學的公私觀念影響最大,這是因為它尤其是其中的程朱理學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識形態,是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和基本依據,數百年來深刻塑造了中國人的行為文化和思想觀念。正是由于程朱理學大力倡導“大公無私”、“立公滅私”,所以中國傳統公私觀念才給人們留下“崇公抑私”的鮮明形象。明末清初幾位大儒的觀點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很重要,但主要局限在學術界,未對社會大眾產生廣泛影響。

　　許多學者誤把儒家所說的“公”理解為公共利益,把“私”理解為私人利益,再進而把“崇公抑私”、“立公滅私”誤解為“杜絕個人利益追求,成就公共利益”,這實在是對儒家極大的誤解——事實上儒家從來不曾絕對地否定個體欲望。

　　孔子確實提倡“三無私”,但其具體含義是要求為政者在處理政務上公道正派,不要因為個人利害和情感偏好影響政務,荀子所說的公義勝私欲也是這個意思,他們并未否認人的基本欲望具有合理性。孔子曾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他反對的是通過不合理的手段獲取利益:“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荀子更是非常明確地肯定了個人感性欲望:“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

　　程朱理學以“存理滅欲”的嚴苛道德立場而著稱,但也對人基本的物質需求持肯定態度。二程說:“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也就是說,饑食渴飲,冬裘夏葛這些感性欲望本來是合理的(二程還把這些人們共同的基本欲望稱為“公欲”),只是當欲望過強才是應該否定的“私”:“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為,然后奪之于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也。”朱熹也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他對個體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欲望表示肯定,甚至視為“天理”,他所否認的是過度的、不合理欲望即“人欲之私”。

　　可見,如果把“私”理解為個人利益,理解為追求個人利益的動機與行為,那么儒家從來沒有絕對化地“滅私”。儒家提倡的“抑私”、“滅私”只是要求消除那些不適當的、過頭的、違背人倫禮義的追求個人欲望的行為。

　　另外,儒家不僅以道義原則衡量“私利”,同樣以道義原則衡量“公利”,反對以不正當的、不合理的方式追求國家利益、公共利益。也就是說,儒家所謂的“崇公抑私”并沒有絕對肯定“公利”的意思,而是指任何行為都要遵從道義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