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外城市騷亂對城市管理的啟示

　　1.城市文化建設要注重培育青年人“共識價值觀”。

　　青年人是參與上述城市騷亂的主力軍，而這些青年大多數都沒有工作。2013年5月8日，國際勞工組織發布《2013全球年輕人就業趨勢》，報告顯示“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青年失業率問題越來越惡化，如不及時解決，將成為社會動蕩的隱患之一。”英國《經濟學家》這樣報道：“這是失業的一代，畢業即失業。在全球仍處在經濟危機復蘇的背景下，失業在年輕人中蔓延，年輕人群當中的高失業率構成了‘社會、經濟和政治威脅’。”美國一份民調結果顯示，近期畢業的美國大學生有超過40%沒找到工作。而在歐洲的希臘、西班牙等國，“不在校、沒工作、沒有接受職業培訓”的“三無青年”占同齡人六成以上。

　　因此城市文化建設要特別關注青年人的成長和發展，培育他們對生活城市的榮譽感和歸屬感，政府要積極創造機遇和創新管理，讓青年人從街頭暴力回到社區建設，從網絡游戲回到現實生活，從失業失望回到就業希望，從個人主義回到群體共識中。

　　2.社會公平正義是創造城市“族群和諧共存”的基礎。

　　英美都是發達國家，但大本鐘的高聳和華爾街的輝煌并不能掩蓋某些角落的暗淡。比如在美國很多城市的少數族裔聚居區，那里聚集了大量外來移民，其生活水準甚至政治待遇都令人堪憂。此次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小城桑福德遭射殺的17歲黑人少年馬丁，就來自離異家庭。原本一起并不復雜的槍擊案，在遭遇了種族、槍支管控、大麻合法化、司法公正等問題后，美國社會的新仇舊恨巧合地集中到了這起案件中。底層民眾在遭受強烈的事件刺激后，長期醞釀的對社會不公的情緒就容易集中爆發，從而造成大的動蕩。由此看來，社會公平正義是所有政府創造和諧發展的基礎。

　　公權濫用問題是阻礙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常見因素。其中警察或城管所代表的公權往往成為引發騷亂沖突的導火索。公眾在觀察和評判類似的事件時，自然會提出如下疑問：美國的警察為什么一定要射殺一個手無寸鐵的黑人少年？突尼斯的城管為什么非要施暴并逼迫一個商販自焚？當然，警方或城管也許有自己的解釋。但后來發生的大規模騷亂說明，無論官方怎么解釋，在眾怒面前都顯得很無力。由此看來，行使公權力尤其是強力部門的公權力，務必慎之又慎。濫用公權必然導致民眾的反彈，甚至是強力的反彈。

　　3.依法執政需要摒棄“法不責眾”、“強施以法”的維穩思維。

　　2013年夏天發生的騷亂事件基本上都圍繞著“大節慶、大賽事”，美國騷亂更是涉及種族歧視這樣的敏感話題，按照許多人的思維，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當地政府應該盡快降低此事的負面影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在騷亂過后，在大多數西方政府的法治觀念中，沒有“法不責眾”這個詞，誰只要犯法，誰就必須付出代價，但誰沒有犯法，也不會因為輿論壓力而強施以法，討好民意。

　　在土耳其騷亂和巴西騷亂中，政府機構已然摒棄了“法不責眾”的思想，他們并沒有因為抗議騷亂是群體性事件而放任自流，而是對那些故意挑起騷亂的人員進行了逮捕。對于美國“齊默爾曼槍擊案”，該案經過律師長達一年多的取證調查，最終宣判齊默爾曼無罪。在面對多個城市出現游行示威時，四名陪審員在隨后發布的一份聲明中稱“黑人少年的死讓我們心情沉重，但我們只是做了法律要求我們做的事。”齊默爾曼槍擊案雖然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是案件的審決過程中，種族沒有成為依法判決的絆腳石，也沒有因為輿論壓力而強施以法。

　　4.網絡時代城市治理需要重視對社交媒體的“網絡執政”。

　　在近年來國外頻發的城市騷亂中，即時通訊和社交媒體的煽風點火讓政府苦不堪言。據西方媒體報道，參與騷亂的不少青少年都使用智能手機，并通過即時消息分享信息、協調行動，商討攻擊目標，通報警方動向，告知潛在的襲擊地點，還有人利用群發功能大量散布鼓動騷亂的言論。而臉譜、推特等社交網站對此類騷亂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些騷亂事件中，青年人成為熟練掌握這種工具的主力，新技術加上新青年使得這種“自組織能力”加強，從而形成了以“社交網絡為推手，90后青年為主體，一地出事，全國助威”的城市騷亂新格局。

　　在中國，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體與國外的黑莓通訊、臉譜和推特等社交網站類似，將對城市的穩定與否起到重大作用。因此，作為城市管理者，在網絡時代的城市治理過程中一定要重視對社交媒體的“網絡執政”，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實效化，確保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有機結合，從而最終實現由傳統的“保穩定”進入“創穩定”的新思路。

　　（注：本文系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突發事件網絡輿論傳播模式和演進機制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