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趙碩剛
經過13年來的發展，由中國、俄羅斯和中亞四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在保障地區安全，促進區域經濟繁榮，以及提升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發言權等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陷入持續深入調整，全球形勢的變化及上合組織自身發展的需要都對該組織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新形勢下上海合作組織合作中面臨的挑戰
一是全球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導致上合組織周邊的安全態勢更趨復雜。自2011年西亞北非地區爆發持續動亂后，伊斯蘭極端思想形成新一波狂潮，逐步向西擴展，尤其是今年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迅速壯大并成立所謂“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的極端組織，正成為影響這一地區安全的最大威脅。經過前蘇聯70多年的世俗教育，伊斯蘭極端思潮本來在中亞國家并無多大市場。然而，近年來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宗教極端思潮在中亞上升,對世俗生活形成沖擊。受其影響，中亞各國面臨著保持世俗化、抵制“伊斯蘭化”的艱巨任務，并直接影響到我國新疆地區的穩定。近期新疆連續發生暴力恐怖事件，宗教極端思想濃厚，直接受到全球“圣戰”宣傳的影響。同時，今年美軍撤離阿富汗后，西方可能削減甚至取消對阿富汗政府的巨額援助。一旦阿富汗內亂再起，會導致其境內的恐怖活動、毒品貿易和大量武器擴散到周邊國家，“三股勢力”的回潮將使上海合作組織面臨的外部安全壓力加大。
二是國際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革加大上合組織國家轉型發展的壓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經濟出現深度調整。一方面，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尚未成形，全球經濟缺乏新增長點的背景下，世界經濟陷入長期低速增長的新常態，各成員國均面臨外部需求減少導致國內經濟增速放緩困局，保增長、促就業壓力大，共同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確保民生水平穩步提高、降低外部風險沖擊，成為區域經濟合作的新挑戰。另一方面，隨著全球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發達國家加緊推動新能源技術革命，引領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發展以保持綜合實力優勢。同時,全球資源需求和價格逐步回落，正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對中亞國家和俄羅斯等資源出口型經濟模式造成嚴重沖擊。而目前上合組織經濟合作中仍存在實體經濟合作薄弱、資源合作比重過大、貿易結構失衡等深層次問題。以資源合作為代表的粗放模式嚴重制約上合組織經濟合作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很難為上海合作組織長遠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撐。
三是內部各方利益關系協調增大上合組織深化經貿合作難度。作為上合組織中兩個最重要的國家，中國和俄羅斯在組織框架內的合作密切程度直接關系到該組織的影響力和發展前途。由于俄羅斯長期遭受西方國家的戰略擠壓，俄需要借助中國的影響力在國際上抗衡來自西方的壓力。尤其是今年以來因烏克蘭問題的影響，西方加大對俄經濟制裁力度，也迫使俄轉向東方，擴大與中國的合作，并希望同中國一起將上合組織建設成為平衡美國在中亞進行勢力擴張的有效工具。即便如此，俄羅斯仍是對上合框架下開展經濟合作態度最為消極的一個成員國。因為中亞作為俄羅斯的傳統利益范圍，上合組織發揮積極而有效的作用就會削弱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目前，中亞地區存在著諸多一體化機制。其中，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發展程度最高。作為先導的俄白哈關稅同盟已在2014年1月升格為統一經濟空間，并計劃2015年建成歐亞經濟聯盟，目前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亞美尼亞都相繼表達了加入關稅同盟的意愿。而上海合作組織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落后于歐亞經濟共同體。迄今為止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并沒有六個成員國同時參與的經濟合作項目，大多處在雙邊合作的水平。雖然中國在2003年曾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組織自貿區，但一直沒有得到相關國家的積極回應。因此，事實上中國成為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中唯一沒有加入任何中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國家。
此外，上海合作組織面臨著組織擴大的壓力。上海合作組織的安全和經濟合作已經超出中亞的地理范圍，中亞安全無法只在中亞的范圍內解決，需放在更大的框架下，特別是要與阿富汗、南亞西亞聯系起來。上海合作組織要形成一個比較完整、平衡和穩定的地區能源和交通系統，也需要突破中亞的地理范圍，擴大或輻射到南亞、西亞、高加索地區。從外部來說，美國和歐洲正在以大中亞的概念對這一地區進行整合，把中亞和它周邊的地區連為一體。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合作組織如果固守在中亞，它將喪失發展的空間。目前，伴隨上合組織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正日益增強，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加入到上合組織的合作中來。2004年至今，上海合作組織先后吸納了蒙古、伊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國為觀察員，并同白俄羅斯、斯里蘭卡和土耳其建立了對話伙伴國關系。如果上合組織借助當前有利時機，將組織規模進一步擴展，其影響無疑將大幅度提高。但是，在現有成員組織協調機制尚不完善，經濟政治合作有待進一步融合的情況下，不適當的擴大可能導致上海合作組織產生內部矛盾，重心偏移，效率降低，組織渙散等問題，反而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構成消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