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葛荃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創造的。對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據此,我們對于傳統儒學的學術判斷,亦可以“多一份思考”,擇善而從之。儒學肇始于先秦,延續至今,在歷史上,自西漢武帝崇儒,即被奉為國家意識形態。本文的問題是,傳統儒學作為古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主體,在社會政治實踐過程中具有怎樣的功能,因而得到歷代統治者的尊奉?當下,我們又能從傳統儒學中得到怎樣的“成功經驗”?

　　一、傳統儒學的社會政治功能

　　從人類文明的視角看,與歐亞其他民族國家相較,中國傳統社會的長期延續,創造出耀眼的古代文明。本文認為,這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傳統儒學的成功之處,表現出傳統儒學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功能。

　　其一,一種思想培育出一個階層構成社會政治的中堅。

　　依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中國古代社會的國家意識形態具有強勢的覆蓋和反作用,這是導致中國古代社會君主政治長期發展和相對穩定的重要原因。

　　這就是說,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文化,養育出“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是民間社會的領袖和君主政治的權力基礎。概括而言,在傳統社會的政治生態中,士大夫階層屬于文化和政治精英,他們對下引導大眾,成為基層社會的領袖；對上則參與和佐助政權,構成了君主政治的權力基礎。

　　據《士人與社會(先秦卷)》的研究,士人由武士嬗變而來,作為從事思想文化學習、研究與實踐的專業人士,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選擇了與國家政治體制相結合的生存路徑。孔子開辦私學,教授門徒,培養目標曰“學而優則仕”,其設計的最佳生涯規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后世儒生大體上尊奉了先師的教誨,戰國時期的“成功人士們”亦為后世士人做出了表率。雖然經受了秦朝統治者的嚴酷打壓,但自西漢開始,士人們就不遺余力地紛紛介入體制,成為官僚系統的主體。他們作為傳統政治思想與文化的載體,凝聚著中華文化蘊含的政治智慧與理性精神,從歷代王朝的成敗得失中積累了政治經驗。他們將這些文化內涵傳續下來,成為帝王們構建帝國、延傳權力、制度設計和政策選擇的基礎和依據。惟此,官僚制中央集權君主政治體制延續了兩千多年。

　　成功介入體制士人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士人流散在民間。其中不乏寒酸之輩,一些優秀成員則領袖基層社會,稱為士紳。他們在地方上具有權威性,對地方事務具有引領主宰的導向作用。地方官府的治理功能,有些就是通過士紳來實現的。士大夫作為士紳的主體,作為民間領袖,起到了穩定秩序的作用。

　　其二,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

　　關于中國古代君主政治的評判,學界歷來紛爭不已。贊許者謂之“開明”,“民主(因素)”；否定者謂之“專制”、“集權”。如果從政治文化視角看,中國傳統社會的君主政治無非是體現著高度發達的政治理性而已,其政治本質與政治實踐仍然是君主政治,而且這里說的君主政治的含義就是君主專制。

　　秦統一前,君主政治體制的特點可以表述為以天下“共主”為中心的相對松散的政治聯合體,如夏、商者是。秦統一后,形成了官僚制中央集權君主政治。這種政治體制內涵著的高度政治文明,集中體現為前近代世界范圍內最先進的文官制度。無論漢代察舉制,還是隋代起始的科舉制,政治錄用規范、嚴格,而且是面向全社會的。除了賤民或某些特定身份,在介入體制面前,人們幾近平等。這樣一來,君主政治就將人才選用的范圍極度擴展,盡其可能將社會各個層面的有用之才羅致體制內。政治權力基礎的擴大和選用人才程序之嚴格,使得統治集團得以比較長時期地保持其精英特色,保持著相應的統治能力和政治活力。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布衣可以平步青云,范進亦可以中舉。這正是中國傳統政治理性高度發達的制度體現和歷史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