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工業化,伴隨人口的聚集產生了城市化,城市化又對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提出需求,這是三者的正常關系

　　大多數服務產品是不可移動的,它們便不能像物質產品那樣被運往其他地區銷售,更不能像“可貿易品”那樣行銷于全世界,它們只能在本地被消費。于是,由本地的城市規模形成的對服務的需求狀況便制約了服務。如果說城鎮化水平對服務業發展存在制約影響的話,對發達國家而言,主要是供給影響,即分散的農村對供給者沒有規模經濟,但農民本身并不窮。而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需求的制約影響比對供給的影響更大,因為分散的農村居住著收入低下的農民。中國所有省份的農村服務消費總額占全部消費的比重遠比城市低。而就服務消費的結構看,農村服務消費中的70%-80%為教育與醫療兩項剛性消費,其余服務消費非常少。同樣,兩項剛性服務消費在城市的比重一般在50%以下。更深入分析,我們要強調的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鎮化水平。中國的城市存在著明顯的行政化色彩。城市規模和城市人口都以行政區劃所轄范圍為衡量口徑,而行政區劃又往往由行政安排形成。比如,地區在不同行政區劃內劃撥,兩市合并就擴大了城市規模與人口；一省的相當大部分劃歸某一城市,這個城市的規模與人口就一夜間暴漲,而劃入部分其實大多為農村。我們要強調的是,城市建成區規模與人口。小城市以及城市名份雖大但建成區并不大的地區,并不具備發展服務業的充足的本地需求。

　　中國現有權威的城市規模衡量口徑,劃分了1000萬人以上、500-1000萬人、100-500萬人、50-100萬人、50萬人以下等不同規模等級。但劃分標準全部建立在行政區劃所轄人口規模的口徑下,并不區分城市即建成區與農村。而經濟意義上真正的城市,其實關乎工業品的生產與物質產品的集散兩者的密集度與規模,要求剔除農村；發展服務業意義上的城市,則進一步強調人口積聚、工業積聚,從而強調對消費性服務和生產性服務需求的密度與規模。在中國,一個600萬人口但其中農村比重非常高的地級市,可能比一個400萬人口但建成區比重很高的地級市,發展服務業的“資格”、潛力、業績與效能要低得多。因此,在衡量服務業發展潛力上,應該摒除現在的僅以行政區劃所轄人口規模為標準的城市規模劃分法。

　　在服務業發展戰略中,我們應該認識工業化、城市化、服務化三者關系。除了原始的最早期的城市形成于商品流通集散的“市”,和為保護經濟意義上的“市”而建立的政治意義上的“城”以外,現代城市形成于工業化和隨之而來的人口集聚。首先是工業化,工業發展提出了工業居住地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求,早期外延式的工業發展必須靠吸引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接著就有了城市化。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對生活性服務業提出了需求,生活性服務業得以發展。工業外延式發展的局限性又促進了技術化與信息化的突破,產生了對專業化服務的需求,生產性服務業開始發展。最后是生活性服務業被提出更大需求,現代服務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產業,城市化進入成熟期。

　　對于中國大城市而言,先進制造業多已有了較為成熟的發展,可以重點培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處理好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關系,確定是生產者服務業引領制造業空間集聚,還是制造業發展帶動生產者服務業集聚。對于中等城市而言,首先要建立發展制造業產業集群,以制造業發展作為現代服務業存在和發展的產業基礎,通過制造業吸引與推動生產性服務者集聚,使經濟由第二產業帶動逐步轉變為第二產業升級(向依靠生產性服務業升級)帶動,以形成三次產業的協同發展和城市服務化水平的提高。對于小城鎮而言,更需要的是補消費者服務業的課,在人口與工業初步集聚中提供與完善消費者服務。

　　一定的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不僅決定了與它相匹配的服務發展規模與速度,而且決定了服務業發展的部門結構。在此意義上,一個落后的貧窮的邊遠的縣域經濟,提出一個增長速度很快的服務業五年發展規劃,顯然是不科學的。因為工業化基礎不支持它快速發展生產者服務,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支持它快速發展消費者服務。

　　一般而言,消費者服務需求來源于本地人口集聚與收入水平。不管地處東、中、西,因世界服務經濟的過半占比,而盲目一味地提領本地服務業發展的思路,并不可取。服務業發展是不能拔苗助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