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張錫勤

　　批判舊禮教的“道德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之一。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如何全面認識、評價這場批判舊禮教的“道德革命”，對此是有爭議的。下面談一點個人的看法。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新文化運動的“道德革命”并非是突如其來、突發性的狂飆，而是戊戌以來“道德革命”的延續，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近代中國正處于一個社會變革、社會轉型的時代，自然也是一個文化革新、文化轉型的時代。隨著社會變革、文化革新的展開，觸動以“三綱”為核心的舊道德、舊禮教乃是必然之勢。雖然“道德革命”的口號是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來的，但在此之前，康有為、譚嗣同、何啟、胡禮垣等維新派思想家即已先后批判“三綱”、抨擊舊禮教。由于何啟、胡禮垣等長期生活于香港，其抨擊言論較之康、譚更為激烈，以至認為“化中國為蠻貊者，三綱之說也”，尖銳程度不亞于后來的陳獨秀等人。在此之后，“道德革命”從未中斷，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到高潮，并造成了更大的社會震動和影響。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等人對于為什么要推翻“三綱”和舊禮教作了更具理論色彩的深入分析。在此之前，譚嗣同、康有為等人為了否定“三綱”是天理、良知，他們認為“三綱”乃是君主為了“鉗制天下”而創造的“鉗制之器”；它“創于強者”，是強者“自便而凌弱者”的工具。這種人為制造說對于否定“三綱”的神圣、否定其合道義性，雖然產生了重要影響，但顯然是非科學的，在理論上是膚淺的。而陳獨秀指出：“尊卑貴賤之所由分，即三綱之說所由起也”，“三綱之根本義，階級（等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之制度者也”。就是說，“三綱”乃是封建等級制度的必然產物，它所維護的自然是封建等級制度和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因此，“尊上抑下、尊長抑幼、尊男抑女”乃是它的根本精神與宗旨。這就決定了“三綱”的本質特征是不平等之道德，所規定的義務乃是片面的、單方面的義務。君、父、夫既然為臣、子、妻之綱，勢必使臣、子、妻、卑、幼成為君、父、夫、尊、長的附屬品，而喪失自己獨立自主的人格。在陳獨秀看來，“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而且，由于“三綱”本質上是一種“以己屬人”的道德，“課卑者以片面之義務”，因此勢必要釀成中國社會長期來“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長虐奴”等壓制行為，頻頻釀成種種慘劇。他的結論是，要擺脫壓制，實現平等，維護獨立自主的人格，建立“推己及人的主人道德”，就必須推翻“三綱”，批判舊禮教。而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不平等的封建等級制度，實現自由、平等，乃是中國近代的時代要求、歷史任務。就此而言，新文化運動批判“三綱”、抨擊舊禮教，不僅具有歷史合理性，而且作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

　　為了深入批判“三綱”、舊禮教，魯迅、吳虞等人又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禮教吃人”說。對此，有人以為用語夸張而不以為然。其實，此說并非新文化運動首創，早在乾隆年間，早期啟蒙思想家、漢學家戴震即有理學“以理殺人”之說。何以相隔一百五六十年之后會有相同、相似的結論，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從文字表述來看，云禮教、理學吃人、殺人，確會使人有故作驚人之語之感，但若深入了解歷史，就會理解戴震的“以理殺人”說、魯迅等的“禮教吃人”說不為無因，而是對發展到極端的封建舊禮教的負面影響的深刻揭示。

　　眾所周知，自宋代理學家將“三綱”上升為“天理”后，它越發神圣，所謂“三綱之重，等于天地”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而由此所派生的忠、孝、節“三德”則被人們普遍視為至高德行。這樣，“三綱三德”對人們心靈的管束、震懾力越來越強大。崇尚忠、孝、節一旦成為社會風氣，上受朝廷表彰、褒獎，下為社會輿論贊譽、向慕，人們勢必相互攀比，追求比他人更忠、更孝、更貞。連官修的《明史》的作者也指出，那時人們為表現自己更忠、更孝、更貞，競相以“至奇至苦為難能”。在這種大的社會氛圍中，從宋代起，各種愚忠、愚孝、愚貞、愚節行為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就孝而言，起初只是“刲骨”和藥療親，后來則發展為“剖肝”、“探心”、“鑿腦”和藥療親，以至以“殺子祈神”的方式為病危父母求壽。而最甚者竟至自殺殉親。就貞節而言，這類愚德更是觸目驚心。為踐行“從一而終”、“不事二夫”的訓條，從終身守寡發展為以毀容、“刺額”來表示自己守節的決心，以至未嫁之夫死也為之守節終生。宋元以來，采取“絕食”、“吞金”、“仰藥”、“自縊”、“投水”等方式自殺殉夫者可謂一代超過一代。這些女性（多為年輕女性）所以如此苦守以至輕生，既是因為自己覺得這是至高的美德、榮耀，可以名垂青史，也是懾服于巨大的社會壓力。當貞節被社會普遍視為美德之后，喪夫的女性若不守節，日子實在是不好過。據正史記載，明代某改嫁女子，好意贈人“茶餅”，竟被對方當面拋于地。也是在明代，某女喪夫后“欲改節”，她的女兒竟“閉門不與相見”，使她“慚去”。封建禮教對人們的管控、震懾力于此可見一斑。

　　封建禮教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管控、震懾力？這是因為被神圣化、絕對化的“三綱”、“三德”一旦深入人的心髓，化為內心的信念，則身為臣、子、妻者勢必會認為自己為君、父、夫而生，自己的最高價值即在為君、父、夫犧牲，而忘掉進而犧牲自身的價值。臣、子、妻既認定“身非己有”，則勢必會反復出現以上種種血腥、野蠻的愚德行為。若了解這樣的歷史背景，那么，譚嗣同說的“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魯迅及吳虞說的“禮教吃人”就不難理解了。

　　客觀地說，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道德革命”，其主流是理性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新文化運動雖對舊禮教作了空前猛烈的抨擊，但其矛頭始終指向“三綱”，而未正面觸及“五常”。這說明，近代的批判者們清醒、理智地看到，在中國傳統道德中，鮮明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是“三綱”，至于“五?！眲t具有不同程度的超越性和歷史合理性。再有，他們在批判“三綱”、舊禮教的同時，又主張發揚諸多傳統美德。陳獨秀曾專門著文，大力提倡勤、儉、廉、潔、誠、信諸德，認為“之數德者，固老生之常談，實救國之要道”，只有堅守、踐行這些傳統美德才算是“持續的、治本的真正愛國之行為”。顯然，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們并未對中國傳統道德采取一概抹煞的態度。今天，我們全面認識、評價新文化運動的“道德革命”，應看到這些往往被人們忽視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