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治理過程：由權威服從向更多的民主協商轉變

　　人民公社時代的鄉村社會治理基本是鄉村干部主導的單向度過程，自上而下傳達上級決議，廣大農民群眾被動接受。農民很少有機會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中，甚至連土地上種什么都要按照上級的要求來安排生產。改革開放以后，農民群眾不僅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獲得了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民主權利，而且這些權利還以國家法律制度的形式得到確認和保護，這是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的重大進步。但是，近年來，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快，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基層民主也遭遇了一些現實困境，出現了諸如“兩委”矛盾凸顯、選舉“亂象”、村民代表會議難以召開、村務公開存在盲點、自治權與行政權沖突等諸多困境。但這些問題的存在只能說明村民自治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并不能否認村民自治制度所充當的利益表達渠道的角色，更不能否認其在促使村民權利意識覺醒方面的價值，以及其整合鄉村社會的各種資源進行自我管理方面所發揮的治理功能。

　　鄉村本質上是農村社區共同體，農民群眾“生于斯，長于斯”，在這里進行社會交往和建立各種社會關系。作為一種重要的社區類型，鄉村本來有很多社區性的公共事務，比如糾紛調解、社會救助、防火防盜、安全保衛、捐資助教、修橋補路等等。據相關資料顯示，上面提到的很多公共事務在傳統社會都是非政治性的，都是通過社區內部成員通過協商自治來實施的。而當前，很多事務卻幾乎都被納入“人為”的體制性事務的范疇，使得鄉村公共生活被過度政治化。村民自治被作為民主政治的起點和突破口而大加贊揚并大力實踐，對其政治意義的強調遮蔽了其本來應有的社區治理功能，并進一步阻礙了這種功能的有效發揮。實際上，村民自治制度是廣大農民群眾依法直接辦理自己的事情，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其本質上是一個程序性、規范性的協商討論和利益博弈平臺。通過這一平臺，廣大農民群眾不管是做決策還是商議具體問題都可以采用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

　　從理論上來說，協商是基于內在被承認的同意，而不是基于強制，所以以協商程序為基礎的民主不但有利于培養人們對公共問題的關注，有效化解社會治理中的利益沖突，而且有利于達成一種相對均衡和穩定的合作秩序。這種合作秩序本質上是一種心靈歸屬和情感慰藉的共同體，在這種共同體里，人們之間的信任度高，認同感和歸屬感強。對此，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體與社會》中有過精彩描述，他認為，“共同體是指那些有相同價值取向、人口同質性較強的社會共同體，體現的人際關系是一種親密無間、守望相助、服從權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風俗習慣的人際關系”③。由此可見，構建鄉村社會共同體有利于鄉村社會成員之間的長期交往，而且能夠提升鄉村的社會資本存量，拓展交往的公共空間，減少各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促進鄉村公共權威和個人權威的發育與成長，解決鄉村社會治理的認同沖突，最終實現鄉村社會整合。

　　從實踐上來說，隨著市場取向的改革深入推進，鄉村社會利益和思想多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在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重新發掘協商的價值，激活鄉村民主，顯得非常緊迫和必要。因為民主協商是解決利益矛盾和沖突的重要方式，不管是鄉村公共事務還是農民個體之間的矛盾糾紛，都可以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解決。從代際的視角看，50后、60后的農民整體上受教育程度較低，法律意識和自主參與意識不強，臣民意識較重，很多時候希望基層黨政組織和干部替他們做主解決問題。與他們不同的是，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整體上受教育程度較高，再加上有外出務工或從事其他非農產業的經歷，見過世面，所以民主平等意識和法律意識較強，他們在遇到問題時傾向于通過法律途徑或經過程序性的民主協商方式解決。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代際之間的區分只是總體上的概括。但是，基本的趨勢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送法下鄉以及電視、手機、網絡等大眾傳媒的普及，農民的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的整體水平提高了，對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方針政策也越來越關注。因此，鄉村社會治理應該抓住這一契機，加快基層政權和村民自治制度改革，讓農民有一個能真正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民主協商平臺。

　　【注釋】

　　①于建嶸：“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訴求與社會穩定研究”，《學術與探索》，2014年第11期。

　　④“善治”的概念參見俞可平：《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8~11頁。

　　⑤［德］斐迪南·騰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8～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