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1978年開始，中國政府不得不通過財政體制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關系。1980年開始了財政分權改革，實行了被稱為“分灶吃飯”的財政收入分成體制。1980年以前，中國財政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制度，中央財政統收統支，建設預算由國家計委統一制定，然后下達各省執行，相應資金由中央財政部下達。這種體制給地方機動的財力極小，稅收原則上要100%上繳國庫，因此，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只等中央政府下撥計劃。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中國政府采用中央與地方簽訂財政上的“承包”協議，形成了以劃分收支為基礎的分級包干和自求平衡的財政關系。“分灶吃飯”制度極大地激發了地方政府的經濟動力，但使中央財政能力受到了削弱。“分灶吃飯”是一種財政承包制，在這種制度下，地方政府為了過好自己的日子，勢必“兩手抓”，一手抓稅高利大的地方企業，一手抓市場封鎖，結果導致了地區分割、重復建設，地方主義加劇。同時，地方政府還要想盡辦法多占中央的“便宜”和好處，一方面“跑部錢進”，一方面大搞“財政資金體外循環”，各種方法都極有創意。相反，中央財政卻捉襟見肘、被動應付。有研究認為，到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22%左右，與發達國家50%～70%的比例相差甚遠。中央財政手中拮據，想利用財政政策調節宏觀經濟往往力不從心，只得伸手向地方求援，讓地方多做貢獻；而一些財政能力較強的地方政府倚仗財力雄厚，通常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為了糾正偏差，確保中央財政能力，1994年開始對“分灶吃飯”進行升級改革，形成了目前實行的中央/地方分稅體制。分稅制的核心是分稅、分征、分管，同時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分稅就是“切蛋糕”，即將“蛋糕”一切為三，一塊為中央所有，一塊為地方所得，還有一塊為雙方共享，這樣就把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地方共享稅。關稅、消費稅等為中央稅，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證券交易稅等為共享稅，其他為地方稅。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而1994年以后，中央財政收入可以得到50%以上。這種分稅制保障了中央政府財力的急劇增長，但導致了“國強民不富”的新問題，而解決這種新問題又成為新一屆政府財稅改革的任務。

　　第三，通過建立經濟特區試驗制度探索政策創新突破口。1980年，中國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它們不僅獲得了稅收方面的優惠，更重要的是享受了一個有利的制度與政策環境，以及更多的經濟發展自主權，包括引進項目審批權、外匯管理、銀行信貸、勞動用工以及人員出入境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現在，經濟特區政策已經從局部試驗階段走向普遍推進階段。

　　第四，通過企業改革激活經濟主體的自主活力。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中國政府鼓勵私人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發展，釋放社會的產能，同時設法激活國企活力。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政府推行企業改革，這個改革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第二階段是1993年之后，明確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在保持自來水、電力、公交、煙草、石油、天然氣、電信、鐵路運輸、銀行等國營主導的同時，探索企業的市場化改造，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監管。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設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提出具體時間表，“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希望通過15大領域的60項具體改革，逐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許多觀察者認為，此次會議通過的深化改革決定實則是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綱領，它對中國未來具有里程碑意義。

　　雖然不能把新一屆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定義為分權化改革（事實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強調統一的國家治理能力，更加強調中央政府對改革方案的“頂層設計”，更加強調中央集中管理），但是，改革設計也貫徹了該分權就分權的原則。例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涉及分權化改革方面，全會提出：（1）實行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責任；（2）轉變政府職能，削減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給企業和社會更大的自由；（3）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這些改革內容表明，中國的分權化改革即將轉入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