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討論如何讓分權化改革效益最大化的問題，①有學者認為，過度分權刺激了地方保護主義的產生（參見陸銘、陳釗《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市場整合與工業集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也有學者認為，地方市場分割是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特有現象，而行政性分權是導致這一現象的深層體制原因（參見陳東琪、銀溫泉《打破地方市場分割》，中國計劃出版社2002年版）；還有學者認為，造成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在分權式改革下的邏輯延伸（參見林毅夫、劉培林《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從發展戰略的角度考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論文，No.C2004015, 2004年10月）。

　　需要探究分權化的合理邊界。如前文所概括，分權存在四種不同類型：政治分權、政府分權（橫向分權或功能性分權）、地方分權（縱向分權或結構性分權）和行政分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企業、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對高度集權化的管理體制進行了分權化改造。總體上看，這種改造減少或放松了政府的管制，釋放了地方、企業、社會、個人的活力，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改造“全能型政府”、給民間更大自由和自治空間這一目標來說，中國的分權化改革之路還很長，其任務遠未完成，因此還需要繼續朝此方向推進。

　　但是，今天的中國也必須面對地方主義、部門主義、行業主義、寡頭主義、特權主義行為通過壟斷、濫權、腐敗等方式切割、瓜分、宰制國家利益和國家權力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表明中國國家基本建設的任務還尚未完成，而這一任務的首要內容就是國家的統一性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由此可見，分權化的目標其實不是重新切分“權力蛋糕”，而是實現治理變革。中國的改革實踐表明，分權化改革要讓企業、社會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權化改革必須與促進統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變革同步進行。如果說這兩條經驗可以稱為分權效益最大化的原則，那么，它們實際上再現了政治學的古老命題——自由與權威的關系。國家發展活力不足的問題需要解決，部門本位、地方保護、寡頭分割的問題也需要解決。中國在保持中央集權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協調自由與權威、集權與分權的關系不得不“打時間差”——先“統”后“放”，“放”了再“統”，“統”了再“放”，總是走不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今天，新一屆黨中央推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概念，不管這個概念被怎么解釋和定義，給社會以更多自由和自治（該放就放），讓國家在交通、市場、規則、信息、權益、標準等方面實現統一和均等（該統就統）——應當是國家構建不可或缺的內容。

　　參考文獻：

　　［1］錢穎一，許成鋼，董彥彬.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與眾不同［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3，（1）.

　　［2］國務院一年多取消下放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EB/OL］.（2014-09-09）［2014-11-12］https://www.gov.cn/xinwen/2014-09/09/content_27469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