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濟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金融系教授，國家社科基金決策咨詢點首席專家 石建勛

　　根據全球形勢深刻變化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中央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作出了一個重要判斷（即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提出了兩個對外開放重大戰略布局（即與周邊國家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　倡導設立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簡稱“亞投行”）。這是新一屆領導集體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舉措。

　　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無論從理論和現實考察，還是從國內外環境和條件變化的分析判斷，中國經濟新常態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描述的新常態五大特征只是一種趨勢性的理想狀態，還不是已經實現或已達到現實狀態。這是因為，一方面，新舊常態轉換是一個緩慢復雜的過程，那些舊常態的受益者、舊常態的習慣者都不可能自愿接受新常態，舊常態的引領者和受益者也不會自愿放棄舊常態下的既得利益。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傳統的動力和新的動力正處在一種膠著的狀態，一些地方政府對增長率的崇拜和熱衷于大拆大建的舊習慣短期內也難以根本改變，傳統動力的體量還是比較大，新的動力雖然代表新經濟的發展方向，增長速度比較快，但體量還比較小。舊增長點的退出是波動性的，新增長點的發力也不是平穩的，這將導致未來三五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出現波動。

　　曾經有人認為，后危機時代世界各國經濟復蘇乏力，唯有中國經濟獨好。現在看來，這種看法有失偏頗。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中國經濟不可能脫離世界經濟持續“弱增長”、國際分工體系和增長方式重構、貿易保護主義升溫、金融化生存競爭等世界新常態的現實環境和外部條件而獨善其身，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世界經濟由舊常態轉向新常態的必然結果和重要組成部分。

　　當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不少，從國際看：一方面全球經濟情況仍然不容樂觀，世界經濟發展放緩，各類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際經濟形勢不穩定，國際市場需求減弱，我國傳統產品國際競爭壓力進一步增大；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形成和培育之中，新的增長點尚未成為新的增長極，在外部需求收縮的大環境下，國內市場需求有待進一步開發，內外部多種矛盾聚合，經濟發展環境“硬約束”進一步加強，經濟運行走勢分化，下行壓力仍然較大。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需要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帶一路”打造新增長極

　　在中國經濟新舊常態轉換過程中，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以更高層次的經濟國際化進程來拓展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的戰略空間才是我們明智的選擇，而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正是培育經濟增長點，加快實現中國經濟轉型調整的重大戰略部署。其現實和長遠的意義、作用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一帶一路”戰略符合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需要。“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不僅有益于中國產能和資本的輸出，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而且可以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復蘇和強勁增長帶來新的動力。

　　第二，“一帶一路”戰略符合我國對外開放區域布局轉型調整的需要，有利于縮小地區間對外開放的差距。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使命所在。“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于西部，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是我國對外開放地理格局發生的重大調整，意味著我國大國經濟將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同時區域協同和產業轉型升級將加快，最大意義在于能夠帶來西部地區產業的集聚。

　　第三，“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向世界提供的互利共贏“公共產品”。“一帶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中國，將自身的產能優勢、技術與資金優勢、經驗與模式優勢轉化為市場與合作優勢，實行全方位開放的一大創新，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向世界提供的互利共贏“公共產品”。隨著綜合國力上升，中國有能力、有意愿向亞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特別是為促進區域合作深入發展提出新倡議新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