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應對TPP談判的區域戰略設計

　　TPP機制的發展使中國的亞太區域戰略面臨頗為棘手的問題。TPP談判方的地域跨度大、涉及利益復雜、談判成本較高，可能無法起到傳統區域合作機制應起的產業保護作用，還有溶解既有區域合作機制(包括設想中的“東亞經濟共同體”)之勢，很可能對區域內很多國家的相關產業造成沖擊。而經過近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在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方面都面臨著結構性調整的壓力，在國內需要逐漸改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導向貿易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國際上需要調整外交戰略以適應新的國際角色。TPP談判與這兩個結構性調整都密切相關，不僅涉及中國國內的經濟轉型前景，還關系到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尤其是亞太區域戰略能否成功。

　　中國需要在亞太區域戰略的總體背景下進行應對TPP談判的戰略設計。TPP談判既可能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也可能沖擊既有的亞太區域合作機制，延緩地區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越來越需要以全球視角審視國際問題，但“立足周邊”仍應是指導中國外交的首要原則，能否鞏固周邊外交的成果應是決定中國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全球事務的重要考量。有鑒于此，中國需要通過多種渠道鞏固和提高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地位。

　　在經濟上，中國應在參與相對更具排他性的區域自由貿易機制和相對更具開放性的全球自由貿易機制之間保持平衡。自20世紀末以來，世界貿易逐漸呈現兩個齊頭并進但又相互矛盾的發展趨勢，即全球貿易自由化和區域自由貿易機制共同發展，后者經常帶有各類貿易壁壘。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發展趨勢，是因為各國既想享受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好處，又想利用區域自由貿易機制設置的貿易壁壘保護本國產業。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也需要在這兩個趨勢之間維持平衡。

　　中國的比較貿易優勢在加入WTO之后得到了進一步發揮，外貿出口總體上保持穩定增長。區域自由貿易機制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某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壓力并使中國產品在東南亞具有較高競爭力。

　　在政治上，中國比過去更需要亞太鄰國的信任。夾在中美之間的一些亞太國家的外交戰略往往處于一種微妙狀態：它們既不愿和中國的關系長期保持緊張，但是民族自尊心和國家利益又阻止它們完全與中國消除隔閡與分歧。對周邊國家的這種心理，中國需要保持耐心。特別需要避免與中國有領土爭端(不論這些領土爭端的具體性質如何各不相同)的周邊國家相互加強戰略協調，集體尋求美國的支持。

　　在文化上，中國應努力與周邊國家一起培育共同體文化。安全與經濟合作具有很強的權益特性，易受短期的政局變化影響，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有助于增進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互信，從而降低合作的成本。中國與很多周邊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傳統和歷史發展經驗，在社會心理上都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陣痛，也都希望通過市場化的改革融入世界經濟中。中國應在這些共同經驗的基礎上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擴大民間交往規模，促進共同體意識形成。

　　中國倘若近期加入TPP談判，既有潛在收益又有巨大代價。一方面，中國如果主動申請加入TPP談判，無論何時完成談判，都可以在TPP機制內贏得主動，減少被邊緣化于亞太區域合作主流制度框架之外的風險。另一方面，如果“10+3”和“10+6”等既有機制發展順利，而中國加入TPP談判，且不論能否順利完成談判，至少意味著既有機制基本失去實質性意義。換言之，倘若中國加入TPP談判，“10+3”和“10+6”等既有機制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制度平臺角色將被TPP機制徹底取代。

　　美國大力推動“高標準、寬領域”的TPP談判，無論其主觀政策意圖是出于外交戰略考量推動“亞太再平衡”，還是出于經濟利益動機加強與亞太各經濟體的經濟聯系，客觀上都提高了后來者的準入門檻。而TPP機制無論是目標成員國范圍，還是涉及領域，抑或自由化標準，都遠超中國在亞太地區既有的或正在談判中的自由貿易協定，一旦完成全部談判，勢必擁有遠大于后者的輻射力。

　　但TPP機制的優勢同樣也是其劣勢所在。“高標準、寬領域”的談判一旦完成，政治經濟效益固然可觀，但完成的難度也可想而知。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這樣的“高標準、寬領域”并非提高了中國的準入門檻，而是提高了TPP各談判方之間完成談判并達成協議的門檻，尤其是大大增加了美國與其“重量級盟友”日本之間達成妥協的難度。因此，對于美國高調推動TPP談判，將其描述為“雷聲大、雨點小”并不為過，不必過于夸大其對中國的亞太區域戰略所具的負面影響。

　　相比域外大國，中國的亞太區域戰略兼具必然的優勢和劣勢。必然的優勢在于，中國能充分利用地理上的親緣性與區域內鄰國建立緊密的經濟合作關系。必然的劣勢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導致一些區域內鄰國對中國具有戒心，甚至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TPP談判推進到何種程度，這兩點都很難根本改變。一方面，中國即使不加入TPP談判，也可對亞太鄰國保持強大的經濟影響力。中國擁有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的超大經濟規模，很難想象中國缺席的“亞太自由貿易區”能夠出現并長久維持。

　　另一方面，中國即使加入TPP談判，也無法消除一些鄰國對中國的戰略防范。即使其他國家具有不夠友善的主觀意圖，也很難對中國的亞太區域戰略構成根本性的損害。一方面，TPP機制既不能在微觀層次制約中國的對外貿易，也不能在宏觀層次使中國在亞太區域合作的進程中被邊緣化。根據中國商務部所屬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公布的信息，目前中國已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瑞士及港澳地區簽署了十個FTA，中國與韓國、挪威、澳大利亞、斯里蘭卡、海灣合作委員會的FTA談判、中日韓FTA談判、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ＲCEP)談判也在進行中。

　　相對于TPP的單一機制，這種多重談判機制的優勢在于，中國可以根據各談判對象的具體情況，靈活制定相關對策，反而可以更快且更有效地達成協議。另一方面，盡管TPP談判的推進可以強化包括美日在內的各談判方之間的戰略協調，但從長遠來看，鑒于中國日益上升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巨大的經濟規模和無限的市場潛力，TPP各談判方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都需要中國的合作。

　　美國加入TPP談判后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即已得出如下統計數據：2010年TPP機制各談判方占世界貿易總量比例為16.43%，加上日本、韓國和東盟其他國家之后，占世界貿易總量比例達到30.97%，但倘若再加上中國，占世界貿易總量比例則達到43.29%。

　　換言之，中國一國的對外貿易量與日、韓以及TPP機制外東盟各國的總和幾乎相當。很難想象，倘若TPP機制有朝一日擴展為亞太自由貿易區，卻能將中國排除在外。事實上，TPP各談判方也一致表示，TPP機制最終的擴展目標是APEC機制全體成員國。

　　有鑒于此，盡管美國大力推動TPP談判，中國仍可將“10+3”機制和“10+6”機制作為亞太區域戰略主軸。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同時，發展與亞太鄰國的“睦鄰”外交，并繼續推進與亞太各經濟體的FTA談判，如中韓FTA談判和中國—東盟FTA升級版等。中國以多重FTA機制為亞太區域戰略依托，既能避免陷入TPP機制的束縛，又不至邊緣化于亞太區域合作的主流制度進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