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耿波

　　近日國土部透露,包括北、上、廣、深在內的14個城市的開發邊界劃定工作將于今年完成,開發邊界將作為城市發展的剛性約定,不得超越界限盲目擴張。此后,全國600多個城市也會陸續劃定開發邊界。

　　劃定城市邊界,是我國新型城鎮化道路的重要內涵,也是緩解當前各種“城市病”多發的重要途徑。之前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資本驅動型的,必然會導致城市盲目、無限地擴張,城市與鄉村的關系就是攫取土地等各種資源。而劃定城市邊界,嚴禁城市盲目擴張,與“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要求一道,為城鄉關系的平等化、和諧化發展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資本的膨脹本性使城市無限擴張,并最終導致種種“城市病”

　　新時期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般模式是以資本運作為引導、無度擴張為形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決策使中國城市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橋頭堡”,而在日益深化的國際化大潮中,一、二線城市又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中國面向全球經濟的“橋頭堡”。經濟發展為主導的城市模式,以資本運作為主動力,“城市”本身作為資源聚集體而被納入區域或全球資本體系中,資本的膨脹本性決定了城市發展必然無限擴張的宿命,而由城市擴張所引起的區域結構失衡與城市社會內爆,構成了中國所謂“城市病”的主要內容。

　　經濟發展為主導的資本城市模式,雖然構成了新時期以來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流,但卻并非全部,與其同時發生的是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地方決策與實踐。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在2006年,中國各地已出現了異于資本擴張模式的城市發展的地方實踐。在該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江西省政府首倡“大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經濟國際化和市場化”。同年,浙江省召開全省城市工作會議,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并對新型城市化道路內涵給予闡釋,提出五個主要任務。也是在這一年,廣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工作會議在南寧召開。此后,地方建設“新型城鎮化”的決策信號頻頻釋放。2007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上指出,要優化城市布局,走新型城鎮化道路。2009年,《求是》發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署名文章《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文中指出,我們要“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形成新的增長極、增長帶、增長面,拓展擴大內需的新空間”。此后幾年,李克強對建設新型城鎮化的強調成為其不同場合發言的主調。2010年,江西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若干意見》。2010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科學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至此,中國地方新型城鎮化的決策探索正式上升為國家決策導向。

　　新時期以來中國各地出現的新型城鎮化決策探索,其主體內容是對資本城市造成的不合理發展進行結構糾偏,重心下移,關注城鄉關系,引導中國城市布局的結構單元從“城城”關系轉向“城鄉”關系,以此實現對區域總體結構的優化。資本城市的區域擴張,其拓展路徑是從“城市”到“城市”。這種“城城”路徑是資本城市的必然選擇,資本城市的主動力是對資本獲益最大化的追求,對城市資本增殖而言,真正有益的并不是其與空間相接的“鄉村”聯姻,而是與另一個同樣充滿資本熱望的“城市”的合謀,兩個城市跨越鄉村大地的攜手才真正使得各自從“鄉村”獲得的“自然資源”轉化成“交換資本”,實現城市資本的真正增殖。因此,資本城市面向“鄉村”的擴張只是表象,其真正指向其實是另一個“城市”。這種“城城”拓展使得資本城市成為了區域發展中的“飛地”。

　　隨著資本流動的加劇,資本本身的風險性日益增加,這就使得城市經營必然向“自然資源”的占據上回歸,即從“城城”關系向“城鄉”關系撤退。對中國城市化進程而言,資本增殖一直是主流,但資本流動所產生風險積累日益擴大,至新世紀初呈現為區域發展的結構性風險,由此導致了各地城市決策開始注重“城鄉”關系和空間布局優化。仔細解讀新型城鎮化的國家政策文本,可發現字里行間對鄉土社會的著墨越來越多,以至于2013年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公報》中出現了“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表述。“鄉愁”表述看上去顯得突兀,其實正是孕育在新時期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新型城鎮化模式的自然顯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