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別指出，不能再搞有礙于公平競爭的“政策洼地”，那塊工業的政策洼地要填上去。居民住宅這塊用地的比重可以適當放寬，讓農民進城的成本低一點，為將來政府稅收打下比較好的基礎。還有一點很重要，房價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以后，發展產業才有好的基礎。現在東南沿海產業發生轉移，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一個原因是住的房子太貴了，為了維持生活費用，必須把工資開得很高，否則很多人不愿意在這里干。一定要降低整個商務成本，這樣可以留住更多的產業，包括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類產業還會有競爭力。

　　第三塊地是農民的宅基地。我們過去一直擔心，說宅基地不能動，動了以后萬一哪天生活沒有著落，去哪呢？會不會將來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經常舉個例子，某某農民把地賣了以后，喝酒去了，喝醉了以后別的事都不管了。這種情況是有的，對此擔心也有道理，但是我們回頭看看，真正喝醉酒不顧其他的農民，100個里面有幾個是這種情況？也就一兩個。這種人在城市里也能找到，城市里醉酒的人也有。我們能不能因為這一兩個農民不負責任，就說宅基地不能交易呢？我們知道，一個產品的真正價值體現出來，第一是產權要界定清晰，第二是一定要進行交易。交易以后才能顯示應有價值。農民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就那塊地，但是不讓它交易，那個價格能夠起來嗎？能夠顯示正常的價值嗎？我們說要保護農民利益，連農民利益多大都搞不清楚，如何保護？所以，關于宅基地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指出，要進行交易試點，我認為這個步子可以邁得快一點。為什么？一定要相信大部分農民是聰明的。我在農村搞調研，一位縣長告訴我，到農村工作以后發現農民個個都是經濟學家，賬算得很清楚，問題是看你給他什么樣的環境和條件。農民是很聰明的，有些人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不影響他的判斷力。不要認為農民是非理性的，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過。在這個方面，我們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智慧。如果少數人或者個別人有非理性的問題，我們通過社會保障制度、救助措施或者其他辦法解決。

　　我最近注意到，相當多的城里人想離開市中心，找一塊山清水秀的地方，在那里過過日子，蓋一個房子，種一塊地，也可以搞農業。其實就是資金下鄉的問題。農民想進城，城里面的人也可以下鄉。像上海這種大都市，還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因為這個地方要素產出率還是最高的。但是，并不意味著大家都擠到陸家嘴那個地方去，在北京不是說都擠到二環之內。我們現在問題是，這些地方擠的人太多。實際上，我們現在要發展的是城市圈、城市帶，其中既有大城市，也有中等城市，還有大量的小城鎮。目前的農村，有些地方將來會成為城鎮，比如處于交通要道的地方，稱之為“就地城鎮化”。我們能不能開一個口子，讓城里的資金下去，資金去了以后農民的房子價格能夠上漲，收入可以增加。大城市特別是核心區的一些人，愿意向外走，到中小城鎮去休閑養老，環境改善，生活成本也會低一些。中等城市重點搞制造業，像上海這些大城市主要是搞高端服務業，彼此會有分工，形成較為均衡的布局。城鎮結構需要做這樣的調整，農民的宅基地必須動起來，在動的過程中使這塊地的價值得到充分體現，這才叫真正保護農民的利益。

　　總的來講，“三塊地”的問題，都是市場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都有行政干預，是一種扭曲。客觀地說，過去30多年時間里這種扭曲是起到積極作用的。我們的城鎮化取得很大成績，體制上還是有長處，或者說有優越性，否則道理也講不通。但是時過境遷，進入新常態，有些做法應該調整一下了。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那句話，在城鄉發展的過程中，包括土地、資金、人員在內的生產要素配置，市場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城鄉發展要有規劃，但是規劃也有對和不對的問題，最后用什么東西來鑒別？還是市場信號。我想，這個問題解決好了，就會創造出巨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