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不能急于求成

　　張江：我們當然不否認天賦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性，歷史上也不乏創作者一揮而就之作成為經典的例子。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花費最少的精力拿出令人折服的作品，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從更普泛的意義上說，精品是“磨”出來的，是一點一滴“煉”出來的。對絕大多數創作者而言，這才是通往精品的普遍路徑。

　　郭文斌：從1986年發表第一篇作品起，我已經走過了30年的創作道路。這30年，前十年摸索，中間十年轉型，后十年自覺。第一本書出版后，我突然發現自己之前的創作是有問題的，一些作品不敢讓老人看，也不敢讓孩子看。我還發現，此前的學習和創作，沒有解決我的人生困惑，沒有給我帶來真正的快樂，我不禁想，它又能帶給讀者什么呢？經過一番深入的反省和思考，我決定往回走，從傳統文化中重新尋找答案。我發現，人們之所以活得焦慮，活得不快樂，是因為心中失去了安詳。

　　隨之，我把目光轉向生我養我的大地，進行“農歷”系列的寫作。2010年，我完成了長篇小說《農歷》。這期間，有過許多約稿，也有過其他長篇計劃，我都一一放棄了。我心里始終裝著“農歷”，惦著“農歷”，不放棄搜集、體驗“農歷”的一切機會。寫得很慢，修改得也很慢。把書稿交到出版社后，我又拿回來修改，如此六次，終成其書。

　　這些年，我還以一位文藝志愿者的身份，投入文化公益事業。一方面到大學、文化機構、基層社區、廠礦、農村等地義務講學；一方面擔任央視《中國年俗》《記住鄉愁》等紀錄片的文學統籌工作，這些都讓我重新認識傳統、認識人民、認識生活，也更加認識文學。

　　文學是對生命的敬語

　　張江：事實上，精品的創作生產并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活。往內里說，它更核心的要素，是一個作家、藝術家的人格是否足夠強大，強大到能夠支撐起一部精品的思想含量和藝術高度。人格上的侏儒，不可能打造超越自身重量的青銅重器。因此，除了在創作上苦練內功，作家、藝術家還必須讓自己在人格上高大起來。

　　劉醒龍：人生中常會遇到“識時務”的課題。上世紀80年代初期，重提重視知識、重視人才，一陣風將許多“烏紗帽”吹到了讀書人頭上。沒過多久，又有許多讀書人聞風而動，停薪留職下海去折騰。當然，從拼命上大學，到千方百計從政，再到瘋狂追逐“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如此“識時務”，也可以看作人生過程中的一種選擇和經歷。而另一些人，認準一種自己最看重的價值，心無旁騖、清苦寂寞地堅持下去，不在乎是否會成為又一個西緒弗斯神話。《蟠虺》開篇的一句話“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表明了兩種境界，前者可以看作日常生活的一種常態，后者則是常態之上的創新。

　　文學最不應當表達的便是各種各樣的“識時務”，文學的意義只能是“不識時務”。巴金在寫給1991年5月召開的全國青年作家會議的賀詞中說：要用心寫作，將心交給讀者。巴金的這句話博得與會青年作家經久不息的掌聲，因為這才是文學的至理名言。20多年過去了，我始終記著這句話，我認為對作家來說，還必須將心交給自己。唯有掌握了自己的心，才能夠發出屬于文學的聲音。不識時務者之所以能夠被譽為“圣賢”，就在于他的一切首先屬于自己的心。

　　屬于自己的心的文學，往往會與世俗習慣產生沖突。而文學存在的意義恰恰是對世俗的拆解，從中找出心靈的真實。心靈真實基礎上的文學才有可能于歲月之河中逆流向上。我的中篇小說《鳳凰琴》，講述了在一切與文化相關的努力都是為了將自己打造成“人才”的時世之下，還有一些卑微的人，在用卑微的精力，捧著那名叫“良知”的薪火默默行走于大地之上。整整20年后，在《鳳凰琴》基礎上續寫的長篇小說《天行者》，依然能夠引起屬于文學的反響。這很好地表明，時光是文學最好的鑒定者。

　　文學是時代的氣節，還原到敘事上，文學可以是人對生命的敬語。我于201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蟠虺》，讓很多人覺得驚訝，文學帶給人們的這種驚訝是文學生命力旺盛的標志。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格，標志的是這個民族的人格，這些年，中國的知識分子人格形象被人為矮化，并非知識分子本身真的那么糟糕，而是糟糕的一面被過分夸大了。實際上，懂得并堅持自守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比比皆是。文化與文明的重建，首先必須是知識分子人格的重建。《蟠虺》的寫作源于發現和重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相比各種各樣的學術成就，知識分子的人格應當是這個時代的“青銅重器”。

　　張江：當前，一些作家、藝術家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焦慮癥”“恐懼癥”，唯恐自己被邊緣化、被淡忘，于是就靠頻繁地“露臉”“出鏡”，強化讀者和觀眾的印象，而為維持曝光率，常常拿出一些粗制濫造之作。精品，惟有精品，才能讓作家、藝術家的名字不被淡忘，乃至不朽，哪怕終其一生只有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