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 偉

　　編者按　經濟結構調整是關系到中國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發展的重大課題。對于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中國來說，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緊迫、艱巨而又痛苦的歷史任務。對此，我們絕不能等待觀望，而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主動作為。一方面國內的發展環境和條件已經不能支撐原有的經濟結構，傳統的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另一方面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采取措施，加快自身的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已成為全球性趨勢。我們只有在新一輪的全球化競爭中優化我國的經濟結構，實現新常態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階段的成功轉換，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

　　經濟結構失衡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矛盾

　　我國經濟進入2014年第四季度以來，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長7.3%，今年第一季度增速進一步下降到7%。特別是3月份以來，工業增加值、進出口、用電量、貨運量等指標增速均出現明顯下降，CPI、PPI數據也都逼近通縮的邊緣。準確認識這一輪經濟下行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有助于我們制定科學合理的應對策略，使國民經濟能夠持續健康平穩運行，避免大起大落。這一輪經濟下行的根源在于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長期積累和尖銳化。對此，可以從主導性、全局性和長期性三點來認識。

　　第一，國內結構性矛盾是經濟下行的主導性因素。應當注意到，這一輪經濟下行是在外部經濟環境總體趨穩、沒有出現明顯不利因素的情況下發生的。2014年，美國經濟穩步增長，增速達到2.4%，產能利用率維持在80%左右。歐洲經濟出現復蘇態勢，截止到今年3月，歐元區信心指數連續5個月回升。日本經濟回到正增長區間，去年第四季度剔除物價因素增速達到0.6%。雖然新興經濟體中巴西、俄羅斯的增長不令人滿意，但印度2014年第四季度GDP增長達到7.5%，整體而言，新興經濟體的狀況并未對中國經濟運行構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如果把這些情況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進行對比，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內外部雙重因素，但主導性因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我國經濟的內部矛盾。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結構性因素。大家知道，中國經濟正處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新常態階段。這其中，結構調整是最核心的內容、最關鍵的環節。結構調整是否到位，一方面表明前期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應是否得以消化，另一方面也決定著速度換擋能否順利實現。可以說，如果結構調整不到位，經濟運行很難達到期望的新的穩態。

　　第二，結構調整是全局性問題。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從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來看，結構調整是我們邁向現代化新時期的必然過程。隨著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新技術對傳統技術的替代；隨著各類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人們對發展的新要求；隨著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調整和貿易環境的變化，我們必須以新的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的發展方式，必須以新的結構關系替代現有的結構關系。這種轉變不是某一個領域的問題，可以說是遍及所有領域。二是從空間上來看，結構調整是所有地區都面臨的艱巨任務。東部沿海地區面臨加工貿易加快退出、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中西部地區要重點解決延長資源性產業價值鏈的問題，東北地區面臨裝備制造業高端化升級的問題，而全國都面臨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產品升級換代的挑戰。三是這一調整的過程伴隨著更為激烈的全球化的科技競爭、產業競爭、產品競爭、企業競爭和人才競爭。

　　第三，結構調整是長期性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需長久之功。我國結構性矛盾是長時期積累的，這也意味著并非短期可以解決的。從國際經驗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結構調整受主觀愿望和政策推動的影響，但更主要是受經濟規律的影響。這個過程孕育著新的機遇、開辟著新的空間，但也是痛苦的、漫長的。即使是市場經濟制度比較完善的發達國家，結構調整也不是短期而成的。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經濟總量已超過10萬億美元，經濟運行慣性很大，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矛盾突出，結構調整更加困難。同時要看到，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就業壓力始終存在，結構調整的步伐必須與新就業崗位創造的速度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