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以城市化打開內需通道

　　中國崛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環境。再往后看，可能會出現一場國際的大亂局。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場新的危機，它的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不對稱，實體經濟基本上在原地踏步，工業從危機后到去年底只增長了1%都不到，這是非常微弱的增長，但是它的三大股指全部遠遠高于危機爆發前，所以新危機又在醞釀中，去年12月份美國的資本凈流出達到了17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3月份美國資本外流又在千億美元以上。

　　中國要超過美國成為經濟第一大國，這個前景是毫無疑問的。美國現在大概是830萬注冊企業，但從2008年開始，美國企業的出生率已經是負值，到2011年倒閉企業已經比新辦企業多出7萬個，已接近注冊企業總數的1%，說明美國經濟正在從成長轉入萎縮。而且不僅是差的企業在倒閉，危機前美國上市公司是6800多個，到目前已減少到5000個。在虛擬資本時代，金融資本為了掙錢就是要美元堅挺，不顧產業資本的死活，所以美國的實體經濟會不斷萎縮。目前美國由于虛擬經濟再度膨脹，面臨著新危機，所以要在歐洲和亞洲制造危機，使美國從危機中解套。

　　現在中國經濟嚴重下滑，但我們不缺需求，又有全球最強的實物生產能力，缺的是把國內需求煥發出來的正確路線。新領導2012年上來后首先是在政治上反腐，經濟上的主線是通過改革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反腐會降低官僚體系的運行效率，領導已經預料到了這個結果，所以要把推動經濟增長的功能交給市場。所以反腐和更徹底的市場化是一條線的。

　　“新常態”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率下降是發展階段轉變的結果。但不是說中國經濟增長應該到了下滑期，或者說下滑是正常的。

　　說中國經濟到了一個轉折期，服務產業比重上升了是結構轉換的標志，也是不全面的，這是有國際經驗可供參考的。我們看一看工業化先行國家，他們的產業結構變動過程和經濟增速是什么關系？普遍規律是從農業為主到工業為主是提高速度，工業里面輕工業到重工業還是提高速度，重工業從重基礎到重加工還是提高速度，只有從工業進入以服務產業為主導的后工業化社會是降速。因為服務業沒有像制造業那么長的加工鏈條，比如餐飲業服務從炒菜到飯桌就那么短，和制造業的產業鏈沒法比。

　　后工業化社會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任務已經完成，服務產業比重超過50%，這是國際規律。但是中國今天到了服務產業為主導的時候了嗎？我們現在還有9億農民，所謂進城的農民工在城市只是打工，沒有在城市生活定居。他們在城里面對服務產業的消費基本是0，拿手機看一看是全部的生活娛樂，當我們服務產業的勞動力只有40%的時候，中國還有9億農村居民的時候，說中國已經到了服務產業為主導了，到了從工業轉到后工業的社會了，為時過早。西方國家現在面對的新常態，就是一次危機以后遲遲走不出來，過去五六年一次的資本主義危機，到今天變成日本20多年走不出來，美國七八年走不出來。中國今天降速是因為國際需求大幅下降了，但是國內需求卻打不開，原因是城市化嚴重滯后，有2.6億農民工在城市只掙錢不消費。

　　所以，城市化是打開內需的通道。一個簡單的賬，如果中國達到70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時，社會消費就得增長兩倍半，就是GDP增加兩倍半，是9%速度持續15年才能實現的，而這樣一個目標現在達不到，卻認為產能太大了要淘汰過剩產能，這樣的認識是不對的。反過來說，抓住城市化這個綱，就能打開內需這個目，重新實現中國經濟的高增長。

　　現在的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發達國家醞釀的新一輪貨幣霸權爭奪戰和新一輪金融危機會繼續削弱它們的實力，我們要抓住這個大變動的時機，加快發展中國的實體經濟。

劉樹成：“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率能夠適度回升

　　關于2020年經濟增長速度理論界大體有幾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認為從現在的7%降到6.5%，2020年還會進一步降到6%或者比這個還低。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保持在7%這個下限水平。我認為如果國內政策得當、國際條件改善，“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率能夠出現適度回升。經濟增速問題應該在理論和實踐上做出厘清。

　　第一，新常態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我們要主動適應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要使經濟增速一路下行。

　　第二，宏觀調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動的。與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線（7.5%左右）。把握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中線，可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從下方的回旋余地來說，把握中線就可以扭轉只守住下限的被動局面，不至于總擔心經濟運行會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要擺脫年年打“下限保衛戰”的被動局面，把握合理區間中線，這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臨時的反周期對策、不是靠簡單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個個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而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辦法。如包含城鎮化在內的四大戰略就是中央從更高層面做出的戰略布局。

　　第三，新階段新探索。今年黨中央正式提出關于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戰略構想，包括“四個全面”和“穩增長”、促改革、謀發展，這是對新階段面臨的新情況做出的新調整新探索，是及時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田如柱 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