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法治就是抓經濟發展”，理念要變成現實

　　當下的中國，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也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經濟的發展并不必然帶來社會的公平和有序，也并不必然意味著社會的全面發展。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通過法治形成更加規范有序推進改革的方式；同時我們依舊處于劇烈的社會轉型關鍵時期，國際國內形勢錯綜復雜，各種矛盾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尤其是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都觸及到體制性、結構性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必須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大力加強法治建設。對此，提出以下三個方面的應對之策：

　　第一，深入推進政府法治改革，在法治框架下厘清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定位，必然引發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聯動效應。該定位下市場邏輯應是權利至上的邏輯，是更高層面、更大限度對權利尊重的邏輯，而作為輔助“決定性作用”彰顯的政府，應該依循市場的邏輯加以構建。這意味著政府應該革除積弊，依照市場發展的需要和活動機理，為市場縱深化發展提供優良的外部環境，以實現“市場型政府”的構建。由此，必須革新政府行政的活動方式與法治理念，構建起“有限”“有效”與“有責”的新的服務型政府理念，同時還必須以法治改革推進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關系的制度保障。目前在我國，妨礙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主要因素體現為市場主體地位不平等，如不同所有制經濟的不平等待遇，非公有制經濟實際上受到各種形式的歧視；依然存在大量的行政壟斷，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涉及大量不合法的手段；國家和地方出臺的各種優惠和傾斜政策所帶來的種種歧視，等等。對此，推進政府法治化改革應在堅持職權法定原則的導引下，通過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行權力清單制度，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制度等方式，為政府與市場、社會的之間關系提供法治保障。

　　第二，大力推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積極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盡管良好的法治環境是首要的經濟發展環境，但是當下中國的投資法治環境并不優良，吃拿卡要、亂收費、尋租腐敗、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依然十分嚴重。因此必須在科學立法的前提之下，不斷推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確保法律得到全面貫徹實施，真正發揮法治對經濟發展的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對執法中存在的問題，一方面必須全面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其中最核心的是完善執法程序和規范執法裁量權，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另一方面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全面推進政務公開，積極探索改革我國現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此外，對當下日益嚴重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關注。社會矛盾說到底大多是利益之爭，治本的方法是把握群眾利益訴求點，協調、平衡利益關系。要有效預防和化解這些社會矛盾，從根本上必須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暢通公民訴求表達、利益協調和權益保障渠道。

　　第三，從經濟GDP向法治GDP轉變，切實提升領導干部法治思維與依法辦事能力。要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我國改革與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切實踐行“抓法治就是抓經濟發展”的理念，還必須將法治作為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一項重要指標，以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能力。長期以來，由于經濟GDP是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有些地方黨政領導甚至不惜破壞法治來追求GDP的增長。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扭曲的政績觀，必須將法治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建立一種“法治GDP”指數，作為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重要標準之一。對此，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并“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這意味著過去單純考核經濟GDP將成為歷史，必將建立起一種新的包括“法治GDP”在內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也就是說，今后領導干部能否獲得重用提拔，關鍵要看他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看他所取得的法治建設成效即“法治GDP”指數。尤其是能否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和化解矛盾。如果將“法治GDP”納入政績考核評價體系，那么中國的法治便有真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