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開發銀行金融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郭濂
拉丁美洲的眾多國家通常被當成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反面例子。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與70年代初，多個拉美國家年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
但是，40-50年過去之后，這些國家（包括阿根廷、烏拉圭、墨西哥、巴西等）依然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以阿根廷為例，1962年人均GDP達到了1145美元，遠高于西班牙（519美元）、意大利（990美元）；但到了2009年，阿根廷的年人均GDP僅增長到7666美元。而西班牙與意大利分別于1978與1975年進入了高收入國家，2009年人均GDP達到了331774美元和35084美元。
可以說，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拉丁美洲，基本處于“陷阱中增長”的階段。探尋拉美國家發展停滯的原因，可以看出這樣一個脈絡：社會結構的斷裂導致了制度環境的困境，最終使得經濟增長停滯；長期的停滯，又進一步堆積了社會政治問題，惡化了經濟增長的制度環境，導致難以自拔的“陷阱中緩慢增長”的怪圈。
一、社會結構的斷裂
拉美的殖民歷史，塑造了拉美國家特殊的社會結構特征，其基本特征表現為上層權貴集團與底層民眾人群巨大的兩極分化，中間階層人數較少且實力羸弱。這樣的社會結構，是在殖民時期形成，即使在這些拉美國家獨立以后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一直成為它們發展的桎梏。
1、殖民時期的拉丁美洲社會結構
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拉丁美洲殖民的過程充滿了暴力與血腥。在其建立殖民地，掠奪資源與財富的過程中，殖民者對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進行了殘酷的征服、驅趕甚至屠殺。除此之外，葡萄牙人還從非洲輸入黑奴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這種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社會結構一直作為歷史遺產，成為拉丁美洲發展過程中難以消除的夢魘。
拉丁美洲的人口主要由殖民地統治者（來自宗主國的白人，又稱“半島人”）、土生土長的白人（又稱“克里奧人”）、混血人種、印第安人與黑人奴隸構成。“半島人”代理宗主國行使權力，占據主要資源；“克里奧人”可以擁有土地等財產，但在政治上權力弱小；混血人種雖說身份自由，但不能擔任公職，也不能擁有土地；而印第安人與黑人奴隸則是被奴役的勞動力。不論是被征服的印第安人，被販賣的非洲黑奴，還是身無分文移民南美的歐洲貧民，他們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社會結構中處于社會的底層，沒有政治與經濟資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社會結構上的撕裂有著種族與膚色的界限。這一生理特征明顯的界限，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之中，相互強化，變成經久持續、難以打破的社會結構。
2、拉丁美洲獨立后的社會結構
從19世紀初期開始，拉丁美洲各個國家開始了它們的民族獨立運動。獨立國家的建立是拉丁美洲的重大歷史變遷，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獨立之前的社會結構狀況。獨立解放的結果是“克里奧人”取代“半島人”成為了新的統治階層；而更為廣大的印第安人、黑人奴隸、甚至是混血人種都沒有在社會地位和經濟資源上獲得實質性提高。
獨立之后的拉美國家，在經濟上致力于現代化，追趕西方發達國家，先后經歷了出口導向、進口替代以及后來的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從19世紀20年代獨立之后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世界經濟危機之前，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使得向國外出口農產品、原料與礦產品的白人莊園主與礦主獲利頗豐，底層民眾的收入沒有得到真正的提升。20世紀30年代以后的進口替代與自由經濟模式，帶來了成功，但終究因為出現各種內困外患，導致了經濟發展“鐘擺”似的大起大落（例如80年代的債務危機等）。每一次經濟發展周期性的大起大落，通常伴隨著惡性通貨膨脹、大規模的失業以及國民財富的巨額流失。這樣的周期在社會結構上體現為，貧困人口增多，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激化。
3、拉丁美洲社會結構現狀
在20世紀末的10年中，上等階層的從業人口比例基本保持不變，中等階層的比例略有下降，而下等階層的比例略有上升。盡管下等階層從業人員的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上等與中等階層的受教育水平依然遠遠高于下等階層。從相對收入上講，中上等與中等階層的25%的從業人員得到了提升，而低端的75%下等階層的從業人員反而下降了。許多產業都形成了規模化的非正規地下經濟，其從業人員往往在更差的工作環境中從事更為繁重的勞動，得到更為菲薄的勞動報酬。
從200多年前拉丁美洲擺脫歐洲白人殖民統治、獲得民族獨立自治到今天，拉美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依然呈現出兩極分化的“金字塔”特征。社會形成了相互斷裂的兩個階層：高高在上的權貴集團和為生活奔忙的社會底層。這種結構之下的社會不平等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各個方面，又與社會發展的政策戰略糾纏在一起，形成了拉美國家獨特的發展路徑。從結果上看，拉美國家斷裂的社會結構給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以及國家的治理能力帶來了難以掙脫的負面影響。整個社會也顯示出政局動蕩、政策經常改弦易張、經濟增長大起大落、發展停滯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