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實行懲罰性賠償需要著力解決的幾個問題

　　明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與范圍；設計科學的懲罰性賠償額度；完善證據制度以確定權利人損失或侵權人獲益；協調好懲罰性賠償與刑罰和行政責任的關系；適時發布司法解釋為正確實施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提供具體指導。

　　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實行懲罰性賠償的目的不僅在于補償損失，更要懲戒、警示與遏制潛在的惡意侵權與重復侵權。只有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才能真正發揮懲罰性賠償的實質作用。

　　根據我國國情和現實情況，并吸收借鑒國外在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方面的立法及司法經驗，對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實行懲罰性賠償，需要著力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明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與范圍。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于懲罰知識產權侵權人的主觀惡性，威懾潛在侵權行為，但如果適用不當也會造成過度保護或懲罰泛濫的負面影響。構建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必須考慮到權利人和侵權人、保障權利和促進社會創新等方面的平衡，在此基礎上明確懲罰性賠償責任的適用條件與范圍，對版權、商標與專利等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進行統一規范。

　　（二）設計科學的懲罰性賠償額度。懲罰性賠償的金額范圍或幅度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重要內容，其設計是否合理是衡量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科學性的主要標志。我國目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絕大部分都采用了法定賠償且缺乏細則，自由裁量權很大，導致同一類案件的賠償額度會產生巨大差異。因此，應結合國情實際并借鑒國外司法經驗，對法定賠償限額、懲罰性賠償金與補償性賠償金的倍比關系以及無數額限制賠償等進行綜合考慮，針對不同類型案件進行標準細化，才能使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在懲罰性賠償上做到適法統一，這也是對立法的必要補充。

　　（三）完善證據制度以確定權利人損失或侵權人獲益。對知識產權侵權進行懲罰性賠償需要計算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的獲益，但由于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公開性和易復制性等特點，侵權具有很大隱蔽性，損失或收益難以準確衡量。針對這種侵權容易取證難的困境，可以通過完善證據制度來緩解，包括放寬權利人的證明標準，增強證據保全和對侵權人有限度地適用舉證妨礙規則等。

　　（四）協調好懲罰性賠償與刑罰和行政責任的關系。在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過程中，會產生與刑事責任、行政執法相一致的功能，不可避免出現相互競合的情形。如果相互之間缺乏協調，則不利于實現懲罰性賠償的效率與公平。我國在專利保護方面實行的是司法審判與行政執法的并行體制，兩者要各司其職、相互協調，才能共同發揮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和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作用。

　　（五）適時發布司法解釋為正確實施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提供具體指導。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將是我國一項新的知識產權制度，如何把握好其適用的條件、適用的標準、適法的統一，難度很大。因此，該項制度的正確實施還有賴于最高法院發布相關司法解釋給予具體指導，對法律實施中的具體問題進行解釋，以便于法律的正確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