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面向未來的人類政治文明的中國形態

　　不論是人類歷史邏輯，還是中華民族自身發展邏輯都說明了，中華民族要得以復興，需要通過建立現代文明才能得以實現，而現代文明要能夠得以順利建立，首先必須以現代政治文明形態確立與發展為前提。然而，從歷史來看，對于中華民族來說，不論是現代文明還是現代政治文明形態來說，都不是內生的，而是在現代化浪潮沖擊之下，從西方傳入的，因此，存在著如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問題。相應地，現代政治文明形態確立與發展，也同樣是現代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與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邏輯共同演繹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在價值與內容上采取怎樣一種具有現代特征的政治文明形態，以及在工具與方法上如何將這一政治文明形態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就成為了中國現代文明形態確立與發展的兩個關鍵的任務。經過了長期與多次的歷史性選擇，中華民族最終選擇起源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自身建立現代政治文明形態的指導思想，并以中國共產黨作為其在中國得以落實的組織化載體和行動性主體。

　　十九世紀中后葉誕生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對人類社會發展內在規律有著整體把握，特別是對人類現代社會與現代政治有著充分研究基礎上，所形成的一套對人類社會走向解放與發展的思想體系與行動方案。在價值與內容上，馬克思主義不僅包含著現代社會與現代政治的合理內核，而且還基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把握而對未來人的解放與發展提出了方向性指導，是一套具有高度歷史感的構建面向未來政治文明形態的行動指南，對于中華民族構建支持民族復興所需要的政治文明形態來說，就具有內在一致性。在工具與方法上，馬克思主義不僅尋找到推動歷史進步的主體性力量，而且還確立了具體行動路徑與實現社會整合的組織化載體，從而為能夠將抽象的理論落實到現實的實踐，對于解決傳統中國社會一盤散沙與現代化建設、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所需要的組織化之間矛盾來說，就具有現實契合性。

　　在共產國際與蘇聯共產黨幫助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通過中國共產黨人的創造性發展，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第一次結合的成果——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將人民組織起來，取得了革命勝利，實現了民族完全獨立與國家基本統一，并遵循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動了社會主義改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奠定了制度基礎、價值基礎和組織基礎。為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再次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推動了法治國家建設，發展了黨的建設，創新了社會治理，從而達到將人民積極性有效開發出來以推動社會發展，與根據新的發展要求形成了新的國家治理體系以實現社會秩序有機統一的目的，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發展，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面向未來的人類政治文明的中國形態得以確立。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構建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邏輯

　　作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面向人類社會未來的政治文明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的確立與發展，不僅在價值與內容上，使中華民族通過發展現代化以獲得了具有面向未來的文明內涵，從而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了遵循人類發展與進步方向的內在可能之外，而且還在工具與方法上，使中華民族通過獲得領導力量以獲得價值與內容得以承載的基礎，從而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了遵循文明建構與發展規律的現實支撐。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完成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任務，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建立與發展，為中華民族建立與發展面向未來的現代文明提供了秩序基礎與發展基礎。

　　面對現代文明沖擊，中國古典文明日益崩潰，在失去古典政治文明支撐之后也最終壽終正寢，作為文明體的中華民族也因此走向了衰弱。在構建現代政治文明以支持現代文明建立過程中，作為現代政治組織形式的政黨扮演著領導核心角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成了對傳統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的革命任務，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社會制度，完成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的基本轉換，從而為面向人類未來的現代文明在中國建立掃清了障礙，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制度性基礎。

　　為了克服現代化建設對組織化訴求與中國社會一盤散沙之間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在宏觀上建立了以國家政權為配置中心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微觀上建立了以基層黨組織為領導核心的單位社會體制，從而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組織化基礎。為了現代化建設提供可持續發展內在動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并根據市場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與社會發展。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同時，也推動了面向未來的現代文明形態在中國發展，使我們現在比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由上可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建立與發展，不僅直接關系到面向未來的現代文明在中國建立，而且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既是人類政治文明與文明體關系邏輯體現，也是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政治邏輯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