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建設與文化相對主義

　　美國在西進擴張中雖使其領土在短短五十余年內驟增數倍，但多為渺無人煙的荒地，尚需開發(fā)利用。與此同時，美國的工商業(yè)開始進入快速發(fā)展軌道，對勞動力的需求也與日俱增。然而，美國人口稀少，根本無法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對移民采取來者不拒的政策，希冀借此解決勞動力奇缺問題。據統(tǒng)計，1860-1900年美國人口從3100萬增加到7600萬，其中有1400萬是從海外涌入美國的移民。這些“新移民”多來自東歐、南歐、亞洲和拉丁美洲，他們與早年從西歐和北歐來的“老移民”在語言文化、經濟生活、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甚至體質特征上都存在較大差異。“新移民”到達美國后大多聚居在紐約、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的本民族生活區(qū)，從事既臟又累的活計，未能及時而順利地融入美國社會。這些民族聚居區(qū)儼然像個大城市里的小城鎮(zhèn)，被稱為“飛地”。[10]157

　　隨著數以萬計的外國移民，特別是有色人種的大規(guī)模涌入，很多本土美國人開始警覺和擔憂起來，害怕日益增多的外來移民會改變美國的白人主導地位，降低國民素質，危及社會穩(wěn)定。他們成立了“美國保護協(xié)會”、“移民限制聯(lián)盟”等各種反移民組織，通過大眾傳媒宣揚移民的危害，呼吁政府限制移民入境。在種族歧視者和排外主義者的不斷鼓動下，美國政府逐漸改變了寬松的移民政策，開始加強對移民的限制。如1882年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入境、入籍；1917年國會通過“文化測驗法案”，要求成年的外國移民必須能夠閱讀一段英文或其他文字。盡管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外國移民入境的限制，但國內的種族歧視、排外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仍舊日益高漲，以致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文化相對主義理論便是在此種社會政治情境下產生的。

　　文化相對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是弗郎茲·博厄斯(Franz Boas)。1887年，他迫于德國的反猶太主義壓力，放棄在柏林民族博物館的工作，移民美國。然而，作為猶太人的博厄斯在美國同樣遭到排擠和歧視，有段時間他甚至找不到任何工作。面對美國社會中泛濫的種族歧視，深受新康德哲學影響的博厄斯開始對種族主義理論進行批判。他認為人類文明并非某個特定種族的創(chuàng)造，而是不同種族智慧的共同結晶，沒有任何證據能夠使人確信某些有著較高文明的種族一定比其他種族更具天賦。1894年，他在美國科學促進聯(lián)合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年會上公開質疑文化發(fā)展水平和種族類型之間是否存在關聯(lián)，種族是否有等級之分，白人是否比其他種族更有創(chuàng)造力。[11]221-243在挑戰(zhàn)種族論的同時，博厄斯也對進化論展開批判。他認為進化論者為了形塑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斷章取義地假定每個社會階段都有標志性特征，所有社會都會沿著相同的路徑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可事實上人類社會雖不斷向前進步，但并非單線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