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美國濃厚的種族歧視和排外主義氛圍催生了文化相對主義理論，那么，美國政府為化解社會矛盾，構建社會秩序所組織的社會調查則為文化相對主義戰勝種族論和進化論，在20世紀30年代登上美國人類學理論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契機。美國雖在較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泱泱大國，但國內的種族歧視和移民沖突問題卻特別嚴重。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關系到美國能否發展成為一個穩定而強大的國家。鑒于此，聯邦政府雇用了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家圍繞著兩大主題進行調查研究：一是美國不同種族的社會組織與社區建設；二是移民與本土美國人的同化與涵化。博厄斯作為著名的人類學家，受美國移民局的委托，負責主持調查美國環境對移民及其后裔的影響。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培養的那些具有猶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血統的人類學者也多受雇于美國的印第安事務局、移民局、農業部、國防部等部門，參與對印第安人保留地、黑人兒童教育、社區建設等問題的調查研究。博厄斯和他的學生們通過這些課題的調查研究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文化相對主義理論。例如，1907年，博厄斯完成對近2萬名外來移民的測試后，在給美國移民局的報告中寫道：“在未進行調查之前，我們很難想象移民的適應能力如此之大。即使那些曾經被認為是某個種族最為恒久的特征，也會在新環境下發生改變。”[12]5他認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種族和文化密切相連。雖然每個地區都存在獨特的種族和文化，但這并不意味著種族與文化之間是相互的決定關系。實際上，種族的社會文化是受歷史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影響，而絕非生理特征。他由此進一步指出，人們不應以自己的文化標準來衡量和評判其他種族的文化，而應從文化所有者的視角來理解他們的文化，因為每個種族的文化價值觀不同，在一個民族是好的東西，在另一個民族就有可能被視為壞。由是觀之，博厄斯在豐富的實證材料基礎上對文化與種族的關系做了較先前更為深入的剖析。再如，博厄斯的學生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在廣泛考察美國本土文化，特別是印第安人布萊克富特部落文化后認為，文化是個按地域分布的綜合體，并將“文化區”研究發展成為一種研究方法。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國防部的資助下注重研究文化與個性的關系，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美國政府為進行社會建設所組織的社會調查有力地促進了博厄斯和他的學生們開展廣泛而深入的實證研究，進而豐富和拓展了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不僅如此，博厄斯和他的學生們還通過調查研究不斷向種族論和進化論挑戰，展現文化相對主義的合理性，擴大其社會影響。例如，博厄斯通過對奧克蘭、亞特蘭大、紐約等地的兒童成長與發展進行長期跟蹤調查后指出：“種族論的錯誤在于將個體的遺傳推而廣之成整個種族的遺傳。其實，遺傳只存在于家系之中，沒有任何種族存在統一的遺傳特征。我們不能以點帶面地認為某些家庭成員的性格特征是其隸屬的種族所共有”。[13]91至于進化論，博厄斯認為它所追求的人類社會普遍發展規律根本不存在。因為每個種族都有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有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規律。盡管在歷史的時空中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種族擁有相似的文化特征，但不能據此就以“人類心智的一致性”來推斷社會發展存在普遍規律。再如，博厄斯的學生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在研究美軍中的智力測試后指出，這些智力測試其實更多的是依據教育和社會因素，而非種族特征。故而，測試結果的不同不能作為種族優劣的證據。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Melville Herskovits)基于對優生學所謂的“種族融合程度與智力高低密切相關”的質疑，在哈沃德大學對具有相似教育背景的大學一年級學生進行分組測試，結果發現以膚色為標準的體質特征與測試分數之間根本沒有關聯。[1]61博厄斯的學生開展諸如此類的研究相當多，在此不再贅述。

　　總而言之，文化相對主義理論的生成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國家意志促使的結果。一方面，美國政府為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壓力所實行的來者不拒的移民政策導致國內的種族歧視和排外主義高漲，從而催生了文化相對主義理論。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為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建設所組織的社會調查為文化相對主義豐富其理論和方法，拓展其社會影響，乃至最終戰勝種族論和進化論，登上美國人類學理論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