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戰與新進化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和共產主義的蔓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頗為擔憂。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宣稱橫跨歐洲存在一道無形的“鐵幕”，在其東面幾乎處處都受到“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沒有真正的民主；遍布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已構成對基督教文明日益嚴重的挑釁和危險。他建議英、美結成特殊的“兄弟聯盟”，聯合兩國遍布世界各地的軍事力量共同對付蘇聯。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咨文中大肆渲染共產主義的威脅，聲稱世界已分成“極權政體”和“自由國家”兩個敵對的陣營。美國必須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外來征服企圖的自由民族，在全世界范圍內構建一道遏制蘇聯侵略的屏障。“鐵幕演說”和杜魯門主義的出籠揭開了冷戰的序幕。

　　冷戰對美國人類學的研究旨趣和理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大致而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促進了人類學對國民性的研究；二是新進化論者被迫隱晦其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學術思想。冷戰期間，美國政府為了掌握蘇聯、中國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風土人情，預判這些國家領導人在危機面前會做出何種舉動，撥付大量資金，挑選某些特定而重要的問題雇用人類學家進行研究。其中，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組織的國民性研究最為著名。實際上，早在二戰期間，美國的戰爭信息辦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就已雇用本尼迪克特對日本的國民性進行研究。戰后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為了推動本尼迪克特擴大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性研究，向其主持的哥倫比亞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提供了大約10萬美元的資助。本尼迪克特與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合作，雇用了包括研究生、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來自蘇聯和中國的移民在內的60多人參與調查研究。本尼迪克特等是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人們處理情感和規范言行的方式不同。基于此認知，她們側重從兒童撫養方式、家庭組織、民間傳說、宗教信仰等方面入手，探究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特征，力圖揭示這些國家民眾的主流性格特征與其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

　　然而，文化相對主義者的研究方法卻遭到了一些美國人類學家的批評和質疑。例如，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認為，博厄斯學派是歸納法優越論者，回避普遍規律，青睞特殊主義。他們的研究方法就是盡可能多地收集調查資料，相信結論會自動從豐富而詳盡的資料中顯現。博厄斯學派的新康德哲學立場使其無法構建任何有系統性的社會思想。[14]250-318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指出，文化相對主義者的錯誤在于將文化上層建筑而不是經濟基礎視為社會發展的驅動力。不僅如此，他們還刻意淡化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發展規律，漠視在相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社會結構與文化的相似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所有反對文化相對主義理論的美國人類學家中以新進化論者的理論觀點最具系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