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進化論在文化相對主義者的激烈抨擊下，到20世紀初基本上完全喪失了影響力，已絕少有人再談論它。然而，二戰后美國的人類學家斯圖爾德、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等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開始重拾進化論。不過，他們在堅持進化論基本思想的同時，又創造性地提出了若干新觀點，對19世紀的古典進化學派思想作了修正。例如，對于文化演進的原因，懷特借用物理學和熱力學中的能量轉換定律加以說明。他認為文化整體功能的發揮依賴于可資利用的能量以及將其付諸使用的方式。“假設棲息環境不變，根據為人類需要的物品與服務的人均產量而測量的文化發展程度，取決于人均利用的能量和借以將能量付諸使用的技術手段效率。可以用公式簡明扼要地表達：E×T=C，C代表文化發展程度；E代表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數；T代表能量消耗過程中所使用工具的質量或技能”。[15]326-355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文化隨著每年人均利用能量的增長而演進，或者隨著將能量付諸運用的技術手段效率的增長而發展。再如，斯圖爾德指出，19世紀的進化論者是把具體的文化置于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探討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連續發展順序，是“單線進化論”。懷特把文化當作一個整體，研究在這個整體中文化形式的連續順序，是“普遍進化論”。兩者都過于籠統，雖能解釋單個文化現象，但卻不能解釋普遍的文化特征。他認為，研究文化的演進不能片面地追求普適性的發展公式，而是要從深層尋求文化變遷的原因。在整個人類社會中，嚴格按照古典進化論者所構建的發展順序演進的社會文化極其稀少，而多是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徑進化。故而，唯有用多線進化的方法才能解釋廣泛分布在不同地理環境和生態條件下的文化變遷情形。[16]7

　　懷特和斯圖爾德的理論觀點在美國人類學界的影響較大，乃至形成一個新的理論流派，被稱為“新進化論”。然而，新進化論者卻極少使用“文化進化”與“社會進化”這樣的術語。因為冷戰期間，特別是麥卡錫主義橫行美國的時候，任何人只要有關于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言論都會遭到攻擊和迫害。懷特曾因其學術觀點而被很多美國人視為危險的顛覆分子，長時間受到孤立和排擠。他的學術對手也經常借機毀壞其聲譽。例如，美國人類學家莫里斯·奧普勒(Morris Opler)這樣評價懷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們的新進化論者雖然從不否認他們與達爾文、泰勒和摩爾根的淵源關系，但卻絕不談及他們的理論與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等人的關系?！盵17]146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進化論者因其學術觀點和政治立場而被大學解雇的事時有發生，美國社會政治情境對人類學研究旨趣和理論發展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