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類學家在進行現代化研究的早期多青睞印度尼西亞。從1952年到1954年，哈佛大學人類學家道格拉斯·奧里弗(Douglas Oliver)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在印尼開展一項名為“莫都庫圖工程”(Modjukuto Project)的課題研究。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作為哈佛大學社會關系學系的博士生參加了此項目。在研究之初，格爾茲像絕大多數現代化論者一樣，認為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明顯優越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研究之目的在于協助這些落后國家走上美國式的發展道路。他在這個理論預設下，側重考察爪哇經濟的歷史發展，以及它如何形塑了二戰后的印尼社會。不過，在研究過程中格爾茲發現經濟只不過是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要素所構成的寬廣的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部分。故而，僅局限于探究印尼的社會生態與經濟制度，難以揭示印尼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隨著研究的深入，格爾茲終于意識到現代化也只是寬廣的社會發展變遷中的一部分，而社會發展變遷在本質上是由文化價值系統所決定。基于此認識，他開始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和新進化論者只關注經濟增長，視經濟基礎為社會發展決定因素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通過將社會發展的驅動力由經濟基礎重新定位為文化系統，同時糅合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有關道德、宗教能夠支配人們思想，規范人們言行的觀點，格爾茲開始由現代化論者向重視文化意義的象征主義者轉變。在格爾茲看來，文化是一種通過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義模式，它將傳承的觀念表現于象征形式之中。通過文化的符號體系，人與人得以相互溝通，綿延傳續，并發展出對人生的知識及對生命的態度。[19]11故而，文化研究不是一種探索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直探索意義的解釋科學，即通過“深描”達到“理解他人的理解”。在此后的20余年內，格爾茲與大衛·施耐德(David Schneider)、維克托·特納(Victor Turner)等沿著“文化路線”將象征主義逐步豐富和完善，乃至使其發展成為一個不僅在人類學界獨領風騷，而且對其他學科也產生深遠影響的理論流派。

　　由上述可見，無論現代化論還是象征主義都與美國的霸權主義意志息息相關。現代化論是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直接體現，而象征主義則是美國政府及其幕后財團在亞非拉資助的現代化研究項目間接催生的結果。

　　就歷史發展來看，美國人類學的研究旨趣與理論演變受國家意志的影響甚巨。獨立建國初期，美國政府為拓展疆域，增強國力和構建國家認同所發動的西進運動激發了美國各界對印第安人的調查和研究熱潮，并因此引發了種族論和進化論長達百余年的爭論。19世紀下半葉，在美國為緩解勞動力奇缺壓力所實行的優惠移民政策的吸引下，數以萬計來自東歐、南歐、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接踵涌入美國，結果導致美國國內早已存在的種族沖突問題更為嚴重，以致影響了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美國政府為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建設所組織的社會調查為博厄斯和他的學生們豐富和完善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拓展其社會影響，乃至最終戰勝種族論和進化論，在20世紀30年代登上美國人類學理論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契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為對抗社會主義陣營所推行的冷戰政策，以及國內橫行的麥卡錫主義迫使新進化論者只得隱晦其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學術思想，理論流派的發展壯大受到遏制。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為推行霸權主義極力扶持針對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研究。然而，以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為參照標準的現代化理論并未獲得非西方國家的認同。不過，美國人類學家在亞非拉的現代化研究卻無心插柳柳成蔭地催生了注重“文化路線”的象征主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人類學沒有再出現諸如文化相對主義、象征主義那樣的宏觀理論，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人類學理論的發展已與美國國家意志的互動關系發生斷裂。其實，美國人類學理論發生分散化和精細化，依然與美國所面對的社會政治情境密切相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參與的國際事務日益增多，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如國際貿易、生態保護、疾病防控、宗教沖突等。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勞資糾紛、女權運動、新自由主義等也層出不窮。調查和研究這些新現象和新問題必然使人類學的研究取向產生分化，難以形成宏大的理論。

　　通過對美國人類學理論演變與國家意志互動關系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每種理論的產生都不是少數圣賢的閉門造車之作，而是在調查研究現實問題的基礎上提煉和升華而成。既然西方的人類學理論是特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下的產物，我們在借鑒與運用時需認真鑒別，決不能生搬硬套，否則就會誤入歧途，不僅解決不了中國自身的社會問題，反而會嚴重抑制和損害本土人類學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