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陸曉禾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面臨新的“向何處去”的問題。而這顯然與我們如何看待市場經濟，或更確切地說，與如何看待資本邏輯密切相關。

　　一個基本事實是，我國在全面實施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僅利用了市場，而且利用了資本。所謂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經濟形式。這種配置方式要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產者的激勵機制結合起來，才能作為現實的生產方式發揮作用。而作為可帶來剩余價值的資本，是一種特殊的財富生產方式。從我國今天的情況看，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私營經濟、個體經濟，都是以市場為導向，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提供用來獲得更多交換價值的商品和服務。或者說，我國的整個經濟體系都轉向了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財富生產方式。然而，馬克思批評庸俗社會主義者時曾尖銳地指出：“認為交換價值不會發展成為資本，或者說，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不會發展成為雇傭勞動，這是一種虔誠而愚蠢的愿望。”也因此，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異化勞動、利潤至上、兩極分化等古典資本主義問題在我國也陸續顯現出來。

　　馬克思指出，資本本身具有活生生的矛盾：一方面，在生產領域，價值增值與剩余勞動的生產是一回事，資本對價值增值的追求表現為將剩余勞動的所有界限視為應當克服的限制，因此資本具有無限提高生產力的趨勢；另一方面，在流通領域，資本的價值增值又要靠工資、靠工人消費能力的提高，因而靠必要勞動的擴大來實現，而這本身又與資本的本質相矛盾，因為資本的增值是通過減少必要勞動、增加剩余勞動為前提的。但是，能夠克服資本這種根本矛盾的物質條件，是以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為前提和基礎的，而這種巨大發展又是除了利用資本而無其他道路可達到。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本身是以“鐵的必然性方式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這一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這個自然的發展階段”。通常我們認為，西方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是一個自在的過程，但我國無論過去的計劃經濟還是現在的市場經濟，都是自為地進行的。從利用資本、消滅資本的觀點看，若不能利用資本推動生產力巨大發展，就不能真正實現消滅資本的社會主義。所以，中國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不同于西方的歷史主動性，由上而下地發起和推動了這個自為過程。當然，這也就意味著資本邏輯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當前，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看，我們所參與或推動的資本生產過程都發生了一些新的重要變化，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邏輯。資本的趨勢是要把其生產方式推廣到全世界，把所有的基于使用價值的生產轉變為基于交換價值的生產，只要這個過程在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結束，資本就還在發展，就不會滅亡。法國學者皮凱蒂指出的導致長期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即資本增長率大于經濟增長率（r＞g），其根源還是在于馬克思所揭示的經濟運行機制，即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之間的反比關系。因此，皮凱蒂主張的用公共制度和政策來解決生產方式導致的分配不公平，與馬克思時代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試圖從法律、信用制度等方面對資本生產設置限制一樣，并不能根本上改變資本為勞動和價值創造確立的界限，只是一定程度上緩解或緩和由此帶來的極端的不平等性和沖突。而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一開始就是以有利于社會主義發展為宗旨，以堅持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為依靠，以國有資本為基礎和主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就“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和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做過區分：前者以他人的勞動即雇傭勞動為基礎，以交換價值或剩余價值的生產為目的；后者以自己的勞動（如小農經濟）、奴隸勞動或徭役勞動為基礎。但由于“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也轉向以交換價值為目的，同時仍以原來的勞動為基礎，從而形成一種并列并從屬于前者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形態。馬克思的這一區分說明，即使在“資本為王”的時代，仍然有可能存在著一些與之相適應的過渡經濟形態。可以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馬克思的“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提供了新的解釋和實踐可能性。也就是說，我們的這種以國有資本為主導、以多元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從更長遠看，也是一種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而且有可能使目前占統治地位的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成為過渡形態。

　　西方發達國家最近幾十年的經濟倫理運動表明，“自由企業的惡可以通過立法、輿論和公眾監督以及企業本身的自我約束來防止”。改革開放以來，基于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經驗而提出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也表明了應當采取“支持、鼓勵、引導”等手段來發揮有利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對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不同類型的企業作了分類改革和治理，規定了政府只是轉變職能，并沒有放棄職能，明確以公共利益為目的和導向的企業和生產改革，是在生產方式的性質上，糾正了一些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革偏離國有企業的本質甚至淪為高管賺錢工具的傾向。同時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加強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事務上的話語權，也有利于我們在國際產業鏈問題上、在與國際借貸資本的關系上，改變目前被動和被支配地位的狀況。

　　因此，中國的下一步改革應該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概言之，利用市場與資本，不僅僅在于用社會主義的目的性設置來引起市場化、資本化的經濟過程，更重要也最棘手的是，這一目的性設置應該體現在對這種經濟過程的主導上。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應當體現在宏觀調控對公眾利益的維護上、對共同富裕的目標追求上，體現在不允許古典資本主義的“惡”的泛濫上，體現在企業和社會的公眾利益的代表上，體現在公眾利益的更加直接的表達上，也只有在這些意義上才可以說，我們確實是在利用市場、利用資本，進而使那些在馬克思看來只能用人類頭骨做酒杯的“異教神怪”，真正被改造成為新社會大廈的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