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馬鋒

　　“手機輻射致癌”“機器人殺人”……這些涉及高科技風險的報道,究竟是怎樣導致公眾心理恐慌的?

　　近日英國《每日郵報》以大字標題宣稱,炸土豆、洗手液和防曬霜這三樣東西加起來可能致癌。類似的致癌說法在國內媒體上也是鋪天蓋地,比如手機輻射會引起DNA突變,導致腦部腫瘤的高發,更有一些人因擔心X射線會誘發癌癥,繼而放棄體檢中的醫學成像項目檢查。類似預警常常突然而至,這時我們才發現,原來日常生活無時無刻為各種威脅所包裹,以至于恐懼文化幾乎成為時代的主題。

　　更有甚者,就在幾日前,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發言人海科·希爾威格宣稱,公司距法蘭克福約100公里的包納塔爾工廠發生意外事故,一名22歲的工作人員在調試固定機器人時被機器臂抓起,重重摔在金屬板上,不幸身亡。某報以《終結者來了?機器人“殺死”技術員》為題對此進行了報道。

　　在工業社會向高度現代性社會轉化過程中,隨著核技術、基因技術、生物醫學技術等的發展,正如社會學家培羅的總結,“科學一直被認為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和基本動力,但現在科學技術卻日益成為當代社會最大的風險源”。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則將這一時代稱之為“風險社會”。這時的風險與農業社會中外在的自然災害不同,也與工業社會中的風險不同,工業社會的風險以事故為前提,事故發生于特定的時間、地點和人群中,風險可以通過保險、社會保障等得到控制；但在上世紀后半期以后,人類進入后工業社會,與高科技相關的諸如基因工程、核災難等風險的后果所涉及的時間、地點和人群都難以計算,這種風險是人為制造的風險,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風險的結構和性質因此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風險社會中,科技必然與大眾媒介遭遇。不幸的是,二者的相遇并不一定會給科學家們帶來希冀的結果,更多的則是他們不愿意看到的結果:風險不確定性的終結和公眾的心理恐慌。

　　首先,基于“消除人們認識上的不確定性”的職業追求,新聞人會恪盡職守地試圖找尋確定性的知識:核電是清潔能源還是人類的夢魘?克隆人體器官造福人類還是危害人類?轉基因食品是食品安全的避風港還是禍延子孫的陰謀?新聞人經常帶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去采寫一篇篇報道,甚至常常基于對“沖突性”和“戲劇性”的追求,以上述激動人心的兩極化表述方式報道高新技術風險引起的爭論,這樣的報道把正常的科學辯論轉變成一場競技性體育競賽,在試圖減少人們心中疑問的同時,把風險或危害的概率拋之腦后,似乎只有確定性的表述才能告慰自己的職業追求。

　　科學家對此也極為不滿。我們常識性地以為,科技報道的準確性是科學家最為強調的方面,然而,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科學家對科技風險報道最為不滿的并不是報道的準確性,事實上,他們詬病最多的是新聞人對科學唯一性的強調,“過于強調唯一性”使科學風險的不確定性走向終結。

　　其二,由于科技風險報道要同國際國內要聞、社會新聞、娛樂新聞等競爭版面,基于“獵取”公眾注意力的需要,科學新聞標題常常走上確定性表述的不歸路。例如,1986年德國物理學會發布了一份氣候變化備忘錄,其中警告公眾注意“氣候災難”,隨后德國報紙普遍將“氣候災難”一詞用于新聞標題；德國新聞雜志在對氣候變暖議題進行報道時,也常常充斥著“死于溫室”、“邁向災禍”等標題,氣候變暖的不確定性被轉化為一種確定性的迫近的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