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新聞媒體作為“新聞便利店”,新聞人熱衷于把科學家的發現告知公眾,但是他們在報道研究結論時,有些人會忽視研究結論有限性的介紹,正如被稱為“英國報業之父”的伯納姆勛爵所說:“由于新聞機構截稿期限的壓力以及強調簡單的事實陳述和追求轟動效應的動機,新聞報道幾乎總是以結論和推斷開頭,然后填充一些支持性細節,這與嚴謹的科學報告形式恰好相反,在科學報告中,只有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被充分闡明之后才會給出結論和進行討論”。畢竟科學是一部長電影,而新聞媒體通常沒有時間或者耐心去拍一部長長的電影,它只拍快照。

　　正因為如此,新聞媒介對高新技術風險的報道常常遭遇廣泛的社會批評,然而,被告席上的記者卻常常感到委屈,他們會回應說預警是他們的天職,對報道所造成的不良社會后果則常常回應稱:我不知道槍里有子彈。

　　事實上,將新聞人推上被告席,將公眾的焦慮和恐慌歸結為媒體的確定性陳述,顯然是歸錯了原因、打錯了板子。新聞報道并非是公眾心理恐慌的根源,公眾的認知心理和認知機制是導致心理恐慌的更重要的原因,正如貝克所說“風險理論在本質上是認知社會學”。

　　以三哩島核泄漏事故為例,在此事件發生25年之后,當事的一名學者反思了新聞報道與公眾心理恐慌的關系,結論認為:首先,公眾在認知心理上更關注負面報道而非正面消息,在風險(危機)逼近時,3篇積極的新聞報道才能平衡1篇消極的新聞報道給公眾心理產生的負面影響；第二,更重要的是,哪怕新聞人是為了使公眾安心,但新聞報道一旦面市就已經構成了警告。另外,由于核泄漏之前新聞媒體一直宣傳核技術是清潔、安全的能源,但核泄漏事故的報道卻證明其可能有害,從而會使公眾陷入懷疑和擔憂。顯然,這一結論傾向于從社會心理的視角尋求公眾恐慌的原因。

　　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來看,當公眾反復、大量地看到媒體所描繪的風險圖像時,這些圖像就會變成公眾對真實或潛在危險進行判斷的啟發式資源和認知捷徑。更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顯示,普通公眾普遍存在認知缺陷,他們在處理新聞時,并不會記住新聞文本中提到的證據,而更傾向于從證據中得出結論,并將結論儲存起來,因此即使新聞文本中對技術風險產生的條件進行了敘述,但作為“認知的吝嗇鬼”,公眾對之可能視而不見,媒體的風險預警旋即轉變為風險預言。

　　在風險預言的警示中,公眾可能進一步因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的認知過程而導致恐慌。“自我實現的預言”是美國社會學家默頓提出的一種理論,一種最初是虛假的但被廣泛接受的預言、期望或信念最終卻實現了,這是因為太多的人把它當作是真的,并依此去行動,而不是因為它是真的。如此以來,具有強烈暗示和隱喻的符號——轉基因“黃金大米”試驗的“陰謀”論斷、填埋場堆積如山的“病牛”、機器人殺死技術員等等,這些圖像不斷在媒體上滾動播出,往往會誘導公眾將未來致病的概率(風險)當作一種即刻存在的危險,繼而建構出“危機臨近”的情境,并依照這種情境去行動,公眾的心理恐慌自然在所難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