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 房寧

　　我們在研究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的時候發現，他們一般不用“貪腐”這個詞，他們叫“利益沖突”。西班牙治理腐敗的機構就叫“利益沖突辦公室”。理念不一樣，整個防范體系也不完全一樣。

　　“善養嚴管”：相對清廉國家治理經驗的一個突出特點

　　腐敗與否，其實每個官員心里都很清楚，就是個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而官員能不能約束自己，關鍵在于“善養”的力度。相對清廉國家的治理經驗都是要“綜合治理”，里面一個最突出的就是要“善養嚴管”。我們在研究東亞國家時發現，那些公務員比較廉潔的國家與地區，如新加坡、韓國、日本以及我國的香港地區，對公務員要求都是比較嚴格的，但是嚴格要求是有前提的，即公務員待遇都很優厚。這就是新加坡的所謂“善養嚴管”。

　　從國際經驗來看，“善養”要分為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他們的直接收入比較高。不過，在任何一個國家，公務員的收入都不可能太高。各國公務員都號稱是人民的公仆，既然為人民服務，那你拿的薪水總不能比人民高太多吧？不然你的奉獻精神又體現在何處呢？待遇好的另一層面，是對公務員有一個隱形的、特別的保障。比如在退休以后，根據你的表現和操守做出相應的安排。這對公務員就是一個巨大的內在約束。

　　“善養嚴管”也包括了對干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對所謂的“怠政”現象，我們做了一些調研，我在調研中形成了三個初步印象。

　　第一，的確不能排除官員中的一些人，由于反腐的壓力，由于行賄的人少了、油水少了，就真的不作為了。

　　第二，我們現在的反腐敗，加強了監督和制約，這樣自然推高了行政成本。比如，為了制約、監督腐敗，監管審計的環節特別多，做起事來就慢，就會復雜。像過去大干快上，“先上車后買票”，那樣是不行了。這種情況下，就不一定是有意的“怠政”，而是行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規定增多又連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官員的自由裁量空間不確定，讓官員們有些退縮。現在講“法無授權不可為”，但還是那句話，“法不是一個點、一條線”，法本身有個空間范圍，在這個空間范圍里如何做，那要靠官員的所謂“自由裁量”或曰“擔當”，也就是主觀能動性。但古今中外官場的文化都是一樣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就不錯。去年我去美國調研社會治理問題，訪問了幾位美國市長，一位市長也跟我講了這樣的話。官員做得越多出錯的幾率就越大，這肯定是規律。現在強化問責，大家自然害怕出錯，也就更加謹慎了。我們在調研中，聽到最多的是“不敢”，許多干部說：不是不作為，是不敢作為。“不敢”這個詞兒聽到的頻率特別高。許多官員不敢動，不知道會不會犯錯誤。